当前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的再考察

通过建立性别工资差异分析框架,提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歧视与能力因素以及女性集中的行业存在较低的工资收入与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等假说,并利用中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数据对此加以验证。女大学毕业生提升工作能力并挤入男生集中的行业是增加工资收入的重要途径。研究对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加以探讨,对缩小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具有参考价值。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性别工资差异与工资歧视--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方法

文章采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基于 RIF 回归的分解方法分析性别工资差异，并对各收入分位数上的性别歧视程度进行估量和分解。研究发现：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特征效应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逐渐提高；系数效应带来的性别歧视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系数效应依然是造成劳动力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在消减性别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减弱，而职业资格、掌握技能耗时、职业性别隔离和签订劳动合同等变量则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Oaxaca-Blinder和Quantile方法的分解

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2002年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应归结于歧视。而进一步的Quantile分解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中,歧视是造成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对处于收入的条件分布最高端的10%的人群而言,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特征效应所致。     

中国城镇地区性别工资差距的分布变化:2002~2008

本文采用CHIP2002年和2008年数据,分析不同性别工资差距分解的结果以及工资增长率分解的结果,以此来研究影响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因素。本文利用Oaxaca-Blinder的分解方法来分解整个分布的工资差异,并且为消除潜在模型(非线性)带来的估计误差,采用重新赋予权重的方法和半参数估计的方法来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的均值在2002²008年存在加大的趋势,对于工资分布顶端的劳动者,这一效应更加明显,对女性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对于工资分布底端来说,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却在进一步缩小。对工资增长率的分解可以看出,男性的工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女性的工资增长呈现"U"型曲线。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流动效应与户籍歧视效应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从微观来看,流动决策和流动行为作为个体提高人力资本效率的理性选择,能够有效提高个体工资收入水平。但是,流动个体也面临来自流入地的各种歧视,这是抑制其工资收入提高的主要障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提升和抑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两种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样本而言,流动人口最终实际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分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动溢价效应高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东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低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流动人口间存在较大工资差异,低收入人群受到更强的户籍歧视,工资溢价更低,最终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高收入人群则从流动溢价效应中获益更高。     

高学历能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容貌歧视吗？——来自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经验研究

容貌歧视是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已久的隐性就业歧视行为,因难以精确衡量而往往被忽视。当前"颜值"二字在网络和生活中高频出现,备受社会关注。因为颜值不仅影响求职者的就业机会,还与工资水平和职业发展息息相关。文章基于西南财经大学2016届和2017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数据,从容貌歧视、能力信号和行业选择视角出发,以他评颜值作为自评颜值的工具变量,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法考察颜值对财经类硕士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及其机制,探讨高学历能否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容貌歧视问题。主要发现有: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颜值确实影响起薪,存在"美貌溢价",但无"丑陋罚金";"美貌溢价"不是来源于能力信号,颜值和研究生在校能力培养无关;颜值显著影响行业进入,美貌者更容易进入以金融为代表的高收入服务业,因而获得了"美貌溢价";分位数回归分解结果进而显示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容貌歧视效应随着起薪分位数升高而降低,这说明提高学历水平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容貌歧视。总之,颜值诚可贵,能力仍重要,广大研究生应当理性看脸,内外兼修;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与市场体系相符合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体系。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关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诸多传统理论解释均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JSnet2009),对性别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在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机制后,文章进一步分解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额。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12.7%,占总解释量的70%以上;分位数回归分解进一步显示,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并且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也显著低于男性;另外,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是衡量男女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别从总体隔离、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性别类型职业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现状进行估计和分析,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和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下降趋势明显。职业间的性别分布变化显著,表现为一方面女性不断向管理层、技术层的职业领域扩张。虽然男性仍在"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具有高权威和高声望的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女性在这些职业中的从业比例大幅上升。后者表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仍是降低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从农副业人员中解放出的女性主要向商业服务业人员转移,而男性则主要向产业工人转移。这一变化可能是由性别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并非受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职业内的性别隔离程度普遍下降,虽然"男性职业"近1/3,"女性职业"几乎不存在,但是女性在各个职业种类中的分布比例基本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国各个省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整体偏高,而西部地区的职业隔离水平则呈现出两极分化。     

城镇与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及其变化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其解释力度仍然在不断增加,歧视的贡献从2002年的35.18%下降到2007年的25.08%;进一步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表明,歧视程度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上的区间,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区间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并未改善,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     

中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的同群效应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实证文章较少的现状,文章使用2007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与能力年度调查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的同群效应。研究的结果发现,在我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的同群效应,并证实了这种同群效应一部分可由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培养的相互影响所解释。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工资不平等的上升:结构效应与价格效应

文章使用来自中国城镇家庭调查的横截面数据,应用Quantile-JMP分解技术来评价劳动力结构(主要指教育和工作经验年限)及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对1988~2002年间工资分布高端和低端的影响。作者发现,劳动力结构的变动主要作用在工资分布的低端,减弱了与其同时作用但力量相反(增加不平等)的价格变动的影响力。工资分布高端不平等的稳定增长几乎全部被组间和组内价格的上升所解释,劳动力结构对工资分布高端的不平等影响很小。总的来说,结构效应作用比较小,工资分布高端和低端的不平等变动主要被增长的组内价格和组间价格所解释。     

“加法效应”升级“乘法效应” 提高计生优质服务水平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效应;一个团队的努力就是乘法效应。2014年以来,河南省延津县人口计生委、计生协会积极整合资源,注重团队精神、团队作风的培育,坚持用团队精神凝聚集体力量,用战斗作风打拼工作质量,从"加法效应"升级为"乘法效应",夯实为民服务基础,使广大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满意度得到不断提升。宣传方式从"加法效应"升级为"乘法效应"。从单一宣传升级为多样宣传,围绕群众需求,通过组织文艺宣传,举办培训、咨询等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使育龄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先进生育文化的教育。从"被动"升级为"主动"宣传,主动融人围绕关爱女孩、预防艾滋病、青少年生殖健康等项目,结合"幸     

移民是否鸠占鹊巢?——来自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跨地区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移民进入可能"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也令许多人深感忧虑.事实上,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同时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和正向的财政效应,而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净影响取决于竞争效应和财政效应规模的相对大小.使用2000-2012年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道路交通、人居环境等公共品的供给,说明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进一步基于回归的财政效应估计显示,在控制了财政支出及其他变量之后,移民人口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约1.01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及其代际差异

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心理学效应--禀赋效应,即个体出让某物品估价高于得到此物品愿意支付价格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70%的被访者存在人力资本禀赋效应,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应得到的收入估价是对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购买价格的2.9倍。人口学、社会和经济特征对于是否会产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禀赋效应的强弱主要受到就业身份的影响。雇员愿意出让价格大大高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就会出现交易困难,导致"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出现。事实上,雇员月工资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非常接近,雇员只能被迫降低愿意出让价格,以适应社会,摆脱"找工难"的困境。第一代流动人口比第二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感更强。与第一代相比较,第二代流动人口中的雇员所期望的薪金更接近于雇主所愿意购买的价格。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测量改进与收入效应

过度教育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这是国际教育匹配领域长期争论的议题。本研究聚焦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使用2003—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最终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通过改进教育匹配的测量方法,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发生比例约为35%。第二,通过线性回归发现过度教育会造成收入惩罚,并且这种收入惩罚持续存在。第三,将历年高考录取率和各省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作为工具变量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以上结论意味着,通过宏观政策促进教育和职业匹配,对于实现更加充分的劳动力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再分布新形势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与人口分布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经济迅速增长,产业结构急剧变动,人口空间格局出现了深刻的调整。总体上,区域人口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空间格局向"多中心聚集"方向发展。在省际迁移中,广东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改变,人口迁移重心已由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及其他地区,但东部地区仍然是最重要的人口承载区,同时人口在中、西部部分区域的回归正在加速。在此期间,人口迁移原因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因素逐渐增强,迁移流向更为复杂。因此,必须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地对人口再分布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其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