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诗经>的意境创造

意境的创造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开始。《诗经》中不但有景境、情境的创造,而且还有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创造,并且相当纯熟地运用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创造方法。这些可以说是后世诗歌意境创造的导源,意义深远。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题都城南庄》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以仅有的28个字隐匿着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及其情感变迁过程,若是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去分析,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交织着强烈的“情”与“礼”,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冲突。为了协调冲突,诗人规训于“自我一理智”的调节,从而实现了本能欲望的“升华”,创造出了《题都城南庄》的千古绝叹,也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体悟诗人美好情感遗失的无限惆怅之情。     

论“诸法实相”与《红楼梦》“情”之本体的挺立

《红楼梦》在诸法实相的思想基石上挺立出“情”本体,使之与“情”的境界、工夫和合于“情”的哲学体系中。《红楼梦》用烟雾朦胧之法使“情”与“空”的分立圆融成为可能,并凸显伤时骂世之旨;而“情”的大化流行,则处处体现着“诸法实相”的思辨智慧。基于“诸法实相”,“情”在境界嬗变与本体流转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苦之境,从而于悲情视域中完成了《红楼梦》的旨归。     

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以意胜以境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王氏对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定义性的表述。后人大都用“以我观物” “以物观物”而引起情感的“显” “隐”来界定,如认为有我之境偏重于主观情思的直接流露,作者移情入景,景物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表现的情感比较具体、确定和强烈。无我之境作者比较客观冷静地描绘景物,情感隐约深藏,并带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笔者以为这样界定有偏颇,因为在《人间词话》中王氏还这样说:     

小说意境与诗歌意境之区别——兼论小说诗化

略观古今之论,又验之以文学作品,所谓意境乃是指在文艺创作与欣赏中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艺术世界,亦即意与境的统一。考察具体作品,可能相对存在“意胜境”与“境胜意”的情况,实质上意与境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意是受制于客观物象的主观之意,包括情、志、理等;境既包括被主观之意所浸染、改造并映现于头脑中的客观物象,同时也包括来自对外物的感悟又反过来作为描写对象和结果的心象,这一点王国维早就指出过:“激烈之情感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正因意与境如此之缠绵,《人间词乙稿序》才将“意与境浑”推许为有意境之作的上品。     

异乡人在长安——论盛唐"长安"诗中的感伤情绪

盛唐诗歌具有"刚柔兼备"的艺术情韵.刚性的艺术风格,是客居在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的读书人,积极投身功名仕途的昂扬精神状态之体现.而"柔"之情韵,是"长安"诗作表现出四个方面情感倾向:功业未成的失落之感,孤独漂泊的相思之情,对世外生活的倾慕之情,对时光流逝的叹息及由此产生的悲怆之情,体现出浓烈的感伤情绪.     

情感乌托邦:《闯关东》叙事结构的审美蕴藉

"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实践美学观中的核心观点,作为哲学思想的"情本体"具有双重品格:既是一种积极的情感评价,又具有形而上的内涵。《闯关东》叙事结构中以"情"作为"本体",既诗性演绎着故事情节,又刻画出有情有义的朱开山、亲善慈爱的"文他娘"和坚韧悲情的鲜儿等形象。观众在情感乌托邦世界中沐浴着"诗教"文化,在日常情感体验中产生家园认同感,并由一己之情上升到家国之爱。《闯关东》在"讲故事"的同时向观众播撒情感,在演绎"情本体"过程中践行伦理文化实践,这一"美善统一"的内蕴既是中国传统诗教文化在当代的回响,更是《闯关东》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     

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古代诗词中黄昏意象赏析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许多多的意象描绘 ,如 :明月、高楼、秋千、芳草等 ;黄昏意象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符号 ,内蕴是丰富深刻的 ,积淀、丰富了千古文人的审美情趣。诗人们“以情观物”、“寓情于景” ,即将诗人之情投入自然之景 ,使自然之景融会诗人之情 ,在心境与物境的交融中 ,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透过黄昏意象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们丰富、凝重的心灵世界     

因情立体 以象兴境——中国文论的话语系统刍议

情是艺境的动力结构,体是艺境的整体呈现,立是艺境的创造手段,象是艺境的存在条件,兴是艺境的激活过程,境是艺境的最终效果。以“因情立体、以象兴境”为结构系统的艺境论,能够将中国的言志、缘情说,明道、理趣说,兴象、神韵、境界说与西方的模仿论、表现论、情感形式论、典型论、象征论、接受论、审美论等对接起来;突破言述文本中心的局限,把间接形象创造与直接形象创造(绘画、雕塑、影视、录像等媒体形式)合二为一;将审美与审丑都涵蕴于“以象兴境”的过程中。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文化心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不仅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且把它分为“优美”与“宏壮”两种审美形态。王国维之所以这样甄别审美境界、形态,之所以把真作为其“境界说”的价值核心,是因为他的“境界说”融入了现代学术视野,注入了现代性文化元素。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分别,其实体现出文化心理上的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     

论西方自然诗的三种境界

西方自然诗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自然,使自然诗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境界。一是"无我之境",强调自然的愉悦功能,注重反映和再现自然美本身,"无我之境"是西方自然诗中最为普遍的情形;二是"有我之境",突出自然的寄情功能,诗人将自我情感外化于自然,使自然"皆着我之色彩","有我之境"在西方自然诗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三是"忘我之境",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物我关系的最高境界。     

马致远心态与神仙道化剧

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 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 齐肩。 从贾仲明的吊词看,他首先认识到了马致远善写神仙道化题材,但真正能确立起文学史上地位的仍然是《汉宫秋》等几个剧。就元杂剧题材分类研究来看,“神仙道化”被     

马致远《汉宫秋》与咏史诗

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对古今诗人的咏史诗有所袭用、借用、化用,从而受到咏史诗创作技巧、创作思路的影响。《汉宫秋》将诗歌与戏剧两种文体打通,使之互融,而《汉宫秋》至可视为以戏剧之框架写就的长篇咏史诗。     

《梧桐雨》和《汉宫秋》的比较研究

驾头杂剧《梧桐雨》和《汉宫秋》都取材于帝妃故事,传达个人的悲剧体验,而且都体现了注重悲情抒发的艺术旨趣,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从描写向度看,《梧桐雨》侧重写强国之君激情压倒理智的过失与悲痛,唐明皇的重情任性不但造成了他和爱妃个人的悲苦,而且导致了国家的由盛而衰;《汉宫秋》侧重写弱国之君的"不自由"———他以及朝臣的懦弱无能,不仅造成了他的无奈与愤懑,而且也使大国之君的尊严受到严重伤害。从风格上看,《梧桐雨》悲而艳,抒情性很强,对后世的文人剧作影响深远;《汉宫秋》悲而豪,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开启了哲理悲剧之先声。     

情感与创作——读刘勰《文心雕龙》的一点体会

读了刘勰《文心雕龙》,我觉得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真情实感.否则,便象刘勰在《情采》篇中指出的那样,“为文而造情”,“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这里所说的“情”,即指情思.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便是作者思想的寄托,情感的体现.这便是说,文产生于情;“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采》)人们只有在感情充沛的基础上,才能写得出优秀的作品来.     

情美论

一自从卡西尔的符号学广泛应用以后,苏姗·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提出了“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之创造”的著名论断。如果屏去“符号形式”不论,只看形成符号的内容,那么,正是人类情感创造了人类种种艺术。如果艺术即是人类审美理想的现实的话,那么从苏姗·朗格这里就不难导出“美是人类情感之创造”这一结论。一张美人照片,很美,春风满面,情波     

论曹雪芹的情感美学观

一、为情立极的高视点曹雪芹在《红楼梦》①中,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庄禅化的情感美学思想,表现了对人类情感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情感本体的哲理反思。为情立极,把对情感的探讨定格在哲学的层次上,形成曹雪芹情感美学思想的高视点。此书篇目提出“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的情感本体问题,明确宣称“大旨谈情”,展现了从情痴到情悲情幻到情禅的情真开悟过程,昭示了超越历史的情感极境。如何表现“谈情”本旨?曹雪芹确立了求灵求雅求真求新的写情原则。他批评当时言情小说的共同缺点为:一是诽谤影射,堕于恶趣;二是风月笔墨,涉于淫滥;三是千篇一律,落于旧套。有鉴于此,《红楼梦》在内容指向上求灵贬肉,独标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观念与技巧上有契合之处。在小说、散文、散文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存在着文学上的关联。《呐喊》与《我是猫》注重以空间叙事来完成小说结构的建构；《朝花夕拾》与《永日小品》里展示出来的是文字的“余裕”；《野草》与《梦十夜》是生命独语的展现。然而，《呐喊》空间建构上的复杂和多元、《朝花夕拾》里温暖的情感和自由率性的笔墨趣味、《野草》的凌厉和冷峻，又显示出鲁迅的独特创造。     

《汉宫秋》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及其艺术魅力

《汉宫秋》是以汉元帝为爱情主人公的末本戏.君王以爱情主人公的面目出现,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刑政教化为重的那个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同时,渴望安定和平、幸福生活的生存意识的彰显以及戏剧中"情"的诗化处理方式都增添了《汉宫秋》的魅力.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题都城南庄》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以仅有的28个字隐匿着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及其情感变迁过程,若是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去分析,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交织着强烈的"情"与"礼",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冲突.为了协调冲突,诗人规训于"自我-理智"的调节,从而实现了本能欲望的"升华",创造出了<题都城南庄>的千古绝叹,也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体悟诗人美好情感遗失的无限惆怅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