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

刘贺政治生涯中受玺书赴长安的情节值得注意。史乐成等受命"征王","乘七乘传",体现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刘贺行进速度体现的交通效率,透露出个人性情。而行途表现受到的道德谴责,与后来在皇帝位时"行淫乱"罪名有一定联系,也有探析的必要。比较汉文帝刘恒自代入长安与刘贺自昌邑入长安行程,也可以有所发现。考察相关现象,有益于说明刘贺在西汉政治史中的地位以及昭宣之际历史进程的若干特点。     

宋词中的长安书写

作为都城记忆的文化影像,长安书写从唐到宋大为减弱,且内涵和功能都发生很大变化。宋词中的长安书写,不仅作为地理名词出现,更是含义丰富的语码,还体现出词人对有关长安意象的刻意选用,不同的长安意象,包蕴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唐诗比较,宋词中的长安书写,发生了由"地方"到"空间"的变化,其意味自然有从价值、认同和归属向距离、冷静和理性的转移。     

宋代诗词中的“长安”及其文化意蕴

长安对于宋人而言,是边陲之地,也是衰败的前朝故都,故宋代诗词中写实者极少。长安一词在宋人诗词中以用典方式居多,对其使用,代表了当时文人对来自前代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的印象和记忆。长安单独出现,常借指汴京或临安,或象征个人功业。以此为基础,长安常见的搭配是以"望长安"表达望阙,由"长安道"引申为奔走或行役。而后世文学中的长安意象,其意义基本延续自宋代。     

中国古代作家的“长安情结“

"长安情结"是中国古代作家基于长安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生成的心理印象丛.作为古都,长安所具有的巨大的政治功能直接影响着古代作家的人生实践;作为心理印象,"长安"在古代作家的创作中发挥了激活情感、寄托理想的作用.透过"长安情结",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家群体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他们出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需求而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与追求.     

长安应有学——评《长安学丛书》

由李炳武担任总主编的《长安学丛书》第一批8卷约500万字,最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秦出版社连袂推出。这套丛书将在几年之内出齐百卷,总共6000余万字,统揽自古至今有关长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立论创派,力求勾勒出“长安学”的基本轮廓。中国素有盛世修史、盛世修典、盛世修学的传统。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说得好,“每当澄明盛世,集饱学之士子,奉文化之圭臬,修宏图之巨制,稽古佑文,编纂成册,藏之馆阁,传之后世,几乎成为定制。”     

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的立体化趋向

作为东方大都市,西汉长安的规划与建设出现了新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并实现了秦始皇的都市建设设想。阙、台、楼等显著提升高度的宫廷建筑受到重视,反映了对“壮丽”、“重威”的追求,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理念。因“复道”形成的立体交通形式,实现了都市交通的进步。帝陵营建选高敞之地,“诸陵长安”和“长安诸陵”都市圈的形成,又构成另一种立体关系。“上下诸陵”故事反映了对这种高差的历史记忆。“云阳都”与长安的关系又形成另一层次的高下对应结构。长安的北山和南山,被看作利用自然地貌以“表”的形式构成了事实上的北阙和南阙。西汉长安规划者以“崇高”显示皇权地位,以“上下”交错营造都市建筑格局特殊美感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从《汉宫秋》的有我之境看元杂剧的意境创造

本文考察了《汉宫秋》的有我之境与元曲境的创造过程,认为：《汉宫秋》立意写情,以情造像的思理在性格的塑造中寄托着自我的心象,在个性的展示中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评判与多层的情感意绪;情与景会、景事相依的建构方式营造出的规定情境,在展示人物心理波澜的过程中,进泻出作者积郁在形象中的情感激流;词采的诗意美、精彩关目的措置以及意味深长的结局处理,强化了曲境作为“有我之境”的意味和情韵。这种意境创造的过程,体现出元杂剧作为叙事文学承续传统抒情文学审美风致时所确立的自身成熟的艺术机制,也是元杂剧独具魅力与情韵的关键所在。     

试论苏轼诗歌景物描写的绘画美

苏轼诗歌中的景物描写渗透着诗人的情才和画家的技艺，那泼墨淡写的构图、运动变幻的情韵以及融情优美的色彩．无不体现出绘画一般的艺术美质。     

李白何时初入长安考辨

就李白初入长安在何时的问题对前人的推论提出质疑,根据一些记载李白生平事迹的"碑"、"碣"、"序"透露出的消息,与李白的相关诗句相互印证,并与后人对李白事迹的考证相联系,得出李白并非如前人所说在二十五岁以前未出过川,而是在开元三年至五年间就已经到过长安的结论。     

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

为探讨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这一命题,对建都长安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西周青铜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唐长安城等大量考古遗存与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华之礼得周公而制,中国之政得秦皇而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定,中国之盛得唐宗而成,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分析认为,长安地区是炎黄故里、儒释道圣地,是汉语、汉字起源之处,汉赋、唐诗繁盛之地,创立和繁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分析结果表明:长安是丝绸之路新起点、光复伟业最高地,新时代、新长安必将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     

考据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考据--李白"两入长安"问题争论之反思

"两入长安"之说虽已基本确立,但仍然争论未休.造成这种局面,除了史料欠缺这一主因外,与考据中陷入多重"误区"也有很大的关系.这表现在或随意理解史料,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分析;或孤立地看待材料,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及其余;还有的不守考据之规则,随意使用未经证实的材料.这是李白研究界存在的学风问题的反映.因此应该建立学术规范,以确保在"对话"的环境中推进李白研究的深入.     

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试论"忆语体"散文的"情性合一"

由性(理性)其情至情其性(理性),再至情性合一的自我抒情和个性张扬.本文将分析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五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世俗之情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又不失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可视为"情性合一".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又有不能免俗的一面.     

汉高祖西都长安试析

汉高祖初欲定都洛阳 ,后采纳臣下谏言 ,改都长安。历史证明高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汉初诸帝经营长安 ,扬长避短 ,带动了全国都市经济的发展 ,使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祖西都长安的成功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迪     

李白再入长安索隐

李白继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之后，开元末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此行已有学者考在开元甘七年秋①，亦有拟在甘八年秋至甘九年秋者②，又有定其一入长安之年亦在计六年至甘八年春者③。显而易见，或混一入之年于再入之内，或辨二入之岁越三载之外。要皆持论未定，举证不足，难以令人首肯，须作系统考索。今据拙著本刊《李太白年谱笺征稿》：李白以开元甘七年九月再入长安，献赋不达，寓居半载，甘八年三月送“五噫出西京”矣。本文拟就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在京时之活动、出京后之去向等节，胪陈如次。一、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开元计七年首春至仲夏，流…     

陈子龙和明清之际"庄骚"合称

"庄骚"合称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明以前,多着眼于艺术文章之同,而其后,始多言其思想感情之同.明清之际,陈子龙等士人把超脱此世的情怀与忠国之情、怨世之心相结合,赋予庄骚合称新的时代内涵,也体现了易代之际士人的特定情感心态.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作为专有地理名词,“长安”本指立都关中的汉、唐等王朝京城,但是进入宋词意象体系的“长安”,除指称本朝都城汴京、临安之外,也被宋代词人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宋词文本出发,通过对宋词中频繁使用的“长安”意象之考察,认为“长安”在宋词中不仅是官场、君恩、文人政治理想、政治名利场以及玩乐之地等的代称,甚至在南宋词中,它也指王朝丧失的北方疆域;“长安”在宋词中的丰富含义及其意义的变化,既与宋王朝治下国运衰微的现实有关,也与宋人对前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     

浅谈"情"与"理"在后进青年思想转化中的功效

转化后进青年要注重"情"与"理".具体方法是多与之谈心, 对他们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针对不同对象,以真情感化,以真理服人.     

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

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条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