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伤害危机下企业声誉对消费者满意度及公民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考察产品伤害危机中消费者对企业危机处理行为的满意度与消费者公民行为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声誉、风险感知作为前因变量,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和验证了危机情境下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者行为反应的概念模型。针对2014年一汽大众汽车召回事件进行了案例研究,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企业能力声誉和风险感知能够显著影响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对处理措施较满意的企业有较高的公民行为意向,此外,仅仅社会责任声誉就可以缓解消费者风险感知。     

突发公共事件对基层领导干部应对和处置能力的考量

新时期突发的公共事件显著增加,能否积极应对和有效处置公共安全危机越来越成为考量基层领导干部学习能力、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执法水平的试金石.本文通过对一些公共事件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基层领导干部在应对和处置公共事件过程中知识缺失并造成能力不足.建议基层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能力,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务必及时关注主流媒体信息,尤其是以网络为主的新兴媒体引发的"舆论风潮",从维护公众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目的出发,针对实际情况主动进行舆论引导,积极疏导民众情绪,以清晰信息克服模糊信息,以准确消息克制含糊信息,这样才能发挥主导舆论的力量,有效化解公共安全危机.     

SERVQUAL模型下县域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基于江西省六县公共服务的调查分析

县级政府与公众沟通不良,不能准确了解公民的需求;未将感知到的公民期望转化为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并予以落实是导致政府行为结果与公民需求及感知产生差异、降低公民对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低的重要原因.通过"SERVQUAL服务质量缺口模型"分析可知,建立多维政民沟通体系,把握公民公共服务需求,并将公民公共服务需求纳入公共服务管理质量标准,创新质量控制机制,培育先进的县级行政文化以保证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优质、适需提供是改进县域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西部民族地区县域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以基层疫情防控为例

任何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都是常态社会治理之外的权力运用和权利限制。只有实现危机管理法治化,才能为其提供持续的正当性支撑和充分的运行动力。县是当代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接点,研究县域治理层面公共危机管理,既符合理论逻辑,也有现实支撑。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治理正经历法治化转型,必然要求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县域疫情防控要遵循法治原则,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优化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这对提升基层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稳固边疆、夯实国家安全基层基础有不可替代战略价值。     

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分析

我国公共事件政府出资行为有处置性出资行为、资助性出资行为和代为赔偿性出资行为三类.政府出资行为是行政给付行为,也是替代性行为.公共事件政府出资的依据是事件紧急性和保障公民适当生活水准权利.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控制政府出资行为,政府出资范围、对象和标准须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应当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增加社会化解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少政府出资行为.     

论基层政府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的困境及思路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先期处置体的基层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基层政府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履行其前沿性的应急管理职能。故此,要破解应急管理中的难题,基层政府需要通过物资技术储备的建设、内部行政管理机制的协调、基层社会公众应急能力的增强等途径,提升其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以发挥基层政府的先期处置作用。     

透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预防——基于责任政府视角下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对各国政府能力提出了考验.政府作为多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承载了为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善治责任.我国是世界上公共危机事件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立法步伐,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加强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组建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对公众开展危机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以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水平,建立政府预防机制,应对公共危机的发生.     

县级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建设的体系和框架

基于县级政府自身特征,县级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设体系和框架中,法治建设和政策保障是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前提,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是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核心,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是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助推器",保障公民权利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内在价值.     

和谐社会背景下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公关机制的构建

政府危机公关涉及的危机又称为公共突发事件,它的种类宽泛,根据联合国相关研究机构的界定,公共突发事件具体包括三类: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环境恶化。作为公共突发事件的危机事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危害性,无论危害的种类和大小,事件一旦发生,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生命财产和相关利益的损失,无论人数多少、数量大小,对于当事人及关注他们的人而言,都是惨痛的,而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日益便捷和频繁,使得受影响的人往往不在于一两个人、个别地区和国家。在通常情况下,松散的、常以单个力量出现的公众是无力对抗具有公共危害性的危机事件的。此时,公众自然会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政府表现出来的任何态度,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举动,都会立即引起公众的审视和关注。政府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公关的主要功能是向公众提供真实及时的危机事件信息,赢得公众的支持。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公关存在不足我国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处理是在经历了“非典”疫情后开始加速建立健全机制,逐步形成管理体系的。然而从2002年底爆发的“非典”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政府多次强调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不可否认,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政府的措施更加得力、公众的...     

自觉治理：公共危机基层社会共治的行为动机及作用逻辑

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处在风险中，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危机风险也层出不穷，公共危机治理中，基层社会共治的意义日益凸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中，N市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组成了治理共同体，开展的基层社会共治成效显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情感场域维度，构建了自觉治理的理论框架。政府和社会可以营造更广泛的情感场域，构建多元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更广泛、更科学、更高效的自觉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荣，最终达成良政善治。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共存·共治·共益：基层应急管理效果提升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中的基层应急管理效果不仅影响着突发事件本身的发展情况,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72起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分析结果显示,诱发危机的初始风险状态可划分为确定态、暂定态和不确定态三种类型。而事件风险状态、事件严重程度、预防能力、响应能力、学习能力、主体及资源协同、参与文化建设以及信息技术水平这8个核心因素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6条影响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共治路径,突出表现为以多元主体驱动的协同路径、以文化建设驱动的聚合路径、以复合能力驱动的增效路径、以信息技术驱动的赋能路径等。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前端的有效共治,还有赖于后端效果的长效保持,通过共益正向反馈于共治,从而避免新的多态风险生成,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乌鲁木齐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应对措施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委市府高度重视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有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但许多薄弱环节的存在事实上影响了首府的长治久安。今后应着重从强化基层社区的公共危机预警预控能力建设、提高市民公共危机意识、建立高效应急救援队伍、加强沟通满足市民知情权等反面,加大工作力度。     

食品安全报道的传媒责任——“老酸奶”事件中的媒体呈现及其反思

由名人微博爆料引发的“老酸奶”事件,由于涉及整个社会极为关注的食品安全话题,经过作为新媒体典型代表的微博的广泛传播和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一时间引发公众广泛议论,几近酿成公共危机事件.然而,由于始终未得到证实或证伪,成为一起少见的有始无终的传播事件.媒体应该反思在这起事件中的呈现,提升食品安全报道的“净化力”,强化食品安全报道能力,实现食品安全报道的日常化,以提升公众对于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感知与辨别能力.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实施

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公共危机。在对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时,政府需要实施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包括积极行政指导和消极行政指导：积极行政指导是主动实施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服务型政府;消极行政指导是被动承受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管制型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公众需要一个富有积极内涵的服务型政府。     

基层党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定位与能力建设研究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的执政根基.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处置中的政治保障作用、组织动员作用和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 作用是党和国家成功应对历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党 组织自觉担负起了领导疫情防控、协调社会资源、组织人民群众和疏导社会心理的职责.但 由于部分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弱化、基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信 息传播的网络化等因素,基层党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发挥面临着新的挑战. 新时代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应将提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作为重要目标,进一步加强政 治能力建设、治理能力建设、群众工作能力建设和网络能力建设,不断增强在重大突发事件 中的政治领导力、社会动员力、群众组织力和舆论引导力.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传统媒体公共危机事件报道异化的解决方案探索

本文对当前国内传统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异化表现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探索了解决途径——改革传统媒体的行政属性,强调媒体的独立性和法治化范畴下的新闻自由,最终革除“异化”,使传统媒体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发出真实、客观、负责任的声音,在承担起自己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为政府、公众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公共危机事件做出更大的贡献．     

灾害性公共危机协合治理机制分析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有必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观念,要促进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协同合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部际协同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协合治理模式。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与公众演化博弈策略分析

针对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行为策略选择和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其策略选择会趋向于严格防控；而社会公众则关注选择主动隔离或自由流动策略造成的成本与产生的收益。因而，地方政府应完善重大疫情研判、评估、决策和协同防控机制，树立风险治理底线思维和兜底思维，以成本—收益原则为杠杆，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应对疫情，并促进公众主动配合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