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戏禁”政策对士大夫阶层戏剧活动的影响

明代初期以树立朝廷纲纪、防止官员腐化为根本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士大夫阶层的"戏禁"政策,其经历了从明前期厉行规约到明中后期渐行废弛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戏禁"令本身没有全面禁绝士大夫的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都推动了"戏禁"政策最终走向废弛。"戏禁"政策显著地影响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戏剧活动,戏剧教化论观念成为明代文人戏剧理论的重要基石。     

西域歌舞戏对中原戏剧发展的贡献

本文论述西域歌舞戏的发展轨迹及其传入中原后对唐代歌舞戏形成发展的影响 ,并指出它对中国戏剧发展的巨大贡献。     

论中古假面戏群

中古是我国假面(头)戏流行的时代,本文对这些戏剧(弄)进行了汇集,以"假面戏群"这一新的概念对之作出概括,对假面戏群的共同特点作了分析归纳,认为:第一,这一群体与中古的参军戏、傀儡戏、傩戏、百戏、歌舞戏之间存在着若干联系;第二,这一戏剧(弄)群体多数带有悲剧的性质;第三,此群体中的大多数与西域艺术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明代单折戏的繁盛与家乐戏班之关系

明代中后期单折戏一度繁盛,作为一种特殊的戏剧形式,单折戏的繁荣与明代家乐戏班的繁盛相互适应。单折戏的形式特点与家乐戏班的规模相适合;家乐戏班演出形式的多样化使单折戏登上了戏剧舞台;明后期的一些失意文人不仅是家乐戏班的班主,同时也是单折戏的创作者。家乐戏班与单折戏之间相互契合,促进了单折戏的发展和繁荣。     

非遗口述史系列之十五 戏剧活化石之马鸣阳戏

阳戏是傩戏系统中具有较完备戏剧要素的剧种，起源早、流行区域较广、地域特色鲜明，被誉为“戏剧活化石”。马鸣阳戏为阳戏之一种，流传于梓潼及周边区域。2009年，马鸣阳戏被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教坊记》中“戏”之探考

<教坊记>在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教坊记>中"戏"字的多次出现,尤其值得关注.本文从<教坊记>中"戏"的含义, <教坊记>与戏剧直接有关的内容, <教坊记>与戏剧间接有关的内容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探讨了<教坊记>中的"戏".     

民间仪式戏剧的传播学解读——以云南大理石龙村白族乡戏为例

仪式戏剧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仪式的展演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伴随着信息交流的传播现象,石龙村的乡戏不仅是地方戏曲艺术形式的重要起源,同时还是乡村仪式的典型的代表.本文以石龙"乡戏"为个案,在对石龙"乡戏"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对石龙"乡戏"的传播要素、传播特征、传播模式和传播启示等方面逐一作了探讨.     

西秦戏根植广东因由探讨

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西秦戏,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具有极高的文化保护和学术研究价值。西秦戏能够根植广东,原因有三:首先,西秦戏传入之初,广东还没有成熟的纯方言戏剧;其次,明清两代,官话的推广,使得官话念白、官话行腔的西秦戏可以被广东的观众欣赏和接受,而海陆丰方言中的文读音与西秦戏所讲的官话的相似,为当地保存西秦戏成为可能;再次,与北方"听戏"的习惯不同,南方一开始走的就是唱、做并重的路子,形成了南方观众"看戏"的习惯,即使有部分语言障碍,也不妨碍观看。     

甲骨卜辞与殷商戏礼

一般而言,甲骨卜辞不具备审美要素。然而,常规中总有特例,对殷商某些特定的祭祀而言,一方面固然是一种巫术存在,但同时也包含着向艺术生成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某些殷商的祭祀仪式实际是一种所谓"戏礼"的前戏剧形态。在这些"戏礼"中,戏剧所必需的角色扮演、叙事情节、人物对话、故事冲突等诸多要素开始萌芽,具有了后世戏剧的意味。虽然这些要素并非艺术的自觉创造,但却在无意中使原始的巫术仪式上升至戏剧艺术的审美层面。     

论大黑天信仰与中日戏神之渊源

在佛教东渐的大文化背景下,经过中国式改造的佛教著名护法神大黑天神信仰亦由中国传至日本。大黑天神信仰在中日戏剧之间搭起一座文化桥梁,它使中日傀儡戏的文化底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本文揭示了中国戏神与日本傀儡戏神百太夫之间的共通性,这是进一步认识中日傀儡戏文化底蕴及中日戏剧交流问题的重要契机。     

“散乐”研究考辨三则

散乐与中国古代戏剧存有密切的关系。"杂奏"应为概称若干伎艺的"类"名,"俳优"、"歌舞"、"杂奏"则为三种并列的伎艺类型,"歌舞戏"之说未能揭示"俳优歌舞杂奏"的真正内涵。隋唐时期已经出现散乐指代"优人"的现象,散乐(优人)之"宋金说"理应修正。散乐与百戏的发展历程极为复杂,其历史关系当为"并行[秦汉、魏晋]"、"合流[隋唐、宋元]"和"解体—独立[明清]"。     

社会变迁与近世台湾戏神雷海青信仰

明清之际台湾移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各种戏剧纷纷传入台湾.雷海青作为戏神信仰的习俗随之出现.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变迁使戏神信仰被泛化为民间的一般神祗.光复后五十多年里,闽台戏神信仰活动交流不断频繁,其信仰现象颇受学界关注.文章对近世台湾社会变迁基础上的戏神雷海青信仰进行探讨.     

中国文学史稿(十二)

十四封建後期的戏剧1.唐宋戏剧封建後期的戏剧的成就,还在小说之上。这成就的获得,主要由於元代伟大作家们的贡献。但在元代以前,已经充分准备好後来发展的有利条件了。现在我们先论隋唐戏剧,次述宋金技艺。隋唐戏剧是在南北朝基础上提高的,是封建中期戏剧与後期的过渡,包含角觝戏、歌舞戏、傀儡戏与滑稽戏四种。隋代角觝规模异常庞大,戏场八里,参加演出的将近三万人。不过唐代戏剧的发展主要却在其他三种上。歌舞戏在唐代有三个不同的类型:一是前代戏剧的改造,如参军戏;二是完全新创造的,如樊哙排君难戏;三是外国戏的改造,如合生。参军戏在唐代获得两点发展:首先它产生了以歌唱为主的新品种;其次参军一词具有新的涵义,成为扮演官吏者的通称。     

论罗伯·格里耶新小说中的"戏拟"

"戏拟"是罗伯·格里耶钟爱的一种小说表现方式.它以模仿为基础,以生成崭新的、具有戏谑性的否定意味为核心.格里耶通过对传统小说的景物描写、结构安排与主题意味等多个方面的"戏拟",来达到否定传统小说真实性、体现小说形式革新观念的目的.     

粤剧概念与粤剧史关系辨析

"粤剧"称谓的逐渐通行是在20世纪初期改戏棚官话为广州方言以后。长期以来,由于对粤剧缺乏明确的界定,粤剧等同于广东戏剧和本地班,致使粤剧形成的历史线索和发展阶段,至今众说纷纭:粤剧史,成了700年的广东戏剧史,或400年、或300年、或150年的本地班发展史。粤剧概念模糊,是导致粤剧史分段分歧的根本原因。粤剧史的研究,必须从剧种构成要素切入,以确立明确的概念为前提,才能在纷纭复杂的戏剧文化中把握粤剧来龙去脉的发展走向,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判断。     

双城记：“隔壁戏”在杭州与成都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启示

杭州的隔壁戏在江、浙、沪一带流传甚广，对其他民间戏剧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口”的口技在京津地区发展为“相声”，“暗口”的隔壁戏在四川地区发展为“相书”。本文聚焦于保持“暗口”、幕后表演原貌的江浙地区和四川地区，在梳理杭州、成都两地隔壁戏的发展演变的同时，从“偷窥”、“第四面墙”等方面对隔壁戏进行美学审视，并且通过回顾与对比文化生态，挖掘这种民间小戏的兴衰涨落给予当下社会的启示与警醒。     

黄梅戏的生成繁衍与文化生态

黄梅戏是特定文化生态的产物。从发生论的意义上看,黄梅戏在长江中游皖、鄂、赣交界一带产生和形成,有其自然生态缘由。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态和地方人文历史的交织,孕育了黄梅戏的平民性、博采性和自由灵动性等艺术特征。而底蕴深厚的人文生态,潜移默化地或直接地促成了黄梅戏的成熟和繁盛。安庆地区特定的文化生态综合体,是黄梅戏生成繁衍的活水源头。黄梅戏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一旦削弱甚至消失,它的生命力也就难以维系甚至枯萎。因此,黄梅戏的传承应优先保护和修复其文化生态,尤其是人文生态。     

论黄梅戏影视事业的产业化发展

影视与黄梅戏的有机结合,可谓黄梅戏焕发青春的催化剂,《天仙配》的成功与轰动效应,在大陆、香港等地陆续掀起黄梅戏影视的热潮。引起黄梅戏影视事业的蓬勃发展。建国后黄梅戏影视事业的整体发展而言,呈现出两种较为鲜明突出的差异,究竟是以影视艺术为本位,还是以黄梅戏艺术为本位,从而达到叫好还须叫座的双赢局面。黄梅戏影视产业虽然尚未规范成熟,但在新时期又不断提出新的命题,要求黄梅戏影视产业化必须与时俱进,紧承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开拓大胆创新,尝试产业化发展的方法与思路．努力实现黄梅戏艺术的再度飞跃．     

从"戏棚官话"到粤白到韵白--关于粤剧历史与未来的思考

本文对广东最大的剧种———粤剧的历史与未来改革思路进行讨论,指出:一、最迟明成化年间已存在的本地酬神土戏,先后受到弋阳腔、昆腔、梆黄等比较完美的戏剧形态与唱腔的影响,采用“戏棚官话”演唱梆黄腔调,清中叶以后逐渐加入广州方言和本地音乐成分,成为现在以粤语演唱的粤剧。二、粤剧的改革应考虑克服方言障碍,在保留粤剧的本质特征———粤曲的前提下,在对白中加入类似京、昆剧种的韵白,以利于非粤语方言区的广大观众的接受和认同。“戏棚官话”的历史为这一改革提供了可行性。     

黄梅戏与旅游联姻发展模式探讨

黄梅戏是与京剧、越剧、豫剧、评剧齐名的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但现代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黄梅戏生存的巨大危机,我们必须对黄梅戏的生存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文章探讨了黄梅戏与旅游联姻发展的模式及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