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张履祥的乡村自治与移风易俗思想

张履祥是清初著名学者,他一生都在乡村读书治学,并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关心农村的社会稳定和风俗人心。他提出"保聚之法"以促进乡村和谐与稳定;作《丧祭杂说》,意在移风易俗。他的乡村自治和变易风俗思想即使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有启发。     

近世日本的排佛融儒：以丧、祭礼为视角

近世日本深受儒教影响。在该时期，朱熹《家礼》中的丧、祭二礼尤为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并拥有广泛的研究基础和深入的实践基础。然而，在寺请制度下，佛寺垄断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丧祭事务。为了摆脱佛寺的控制，神道群体吸收并挪用儒学知识，从而构建起了系统化的神道葬祭礼仪。在该过程中，早期的吉田流葬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佛教元素，然而，自吉川神道与垂加神道的开创者吉川惟足、山崎暗斋开始，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儒学知识，并在参考儒礼的基础上实践丧、祭礼，显示了排佛融儒的学问倾向。不仅如此，为了凸显神葬祭的纯粹性与历史延续性，垂加神道的后继者与国学神道者或将儒式神主改造成神道式灵玺，或引述神代卷来解释儒礼做法，试图抹除儒礼元素，以此“复兴”古神道之法，从而走向了儒礼的“神道化”。这也是近世神道群体在丧祭层面自主意识的显著体现。最终，神道群体的自主意识酿成了幕末神葬祭运动，而儒学知识充当了排除佛教并实现神道自立的有力工具。     

敦煌丧葬仪式与丧俗文关系探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丧俗文,详细记载了古代敦煌丧葬习俗,可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从保存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敦煌丧葬仪式大致分为临终、停丧、吊丧、入殓、出殡、下葬和斋祭七个步骤,同时因为仪程的需要,都会有相应的祭文、斋文等丧俗文学作品产生,且不同的丧葬仪程对各类丧俗文的结构模式和文体风格有重大影响。     

论我国社交礼仪文书的起源与演进

我国社交礼仪文书发端于炎帝、"五帝"时代,孕育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繁荣于唐宋至明清各代.它与几千年的文明礼仪史同步发展,以书札信函、丧祭哀悼、祝告答赠、家训格言等文体格式风行于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孟子的丧葬思想初探

作为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具有自己的丧葬思想。其主要体现在重视丧葬、强调厚葬、久丧,反对以人殉葬以及对丧礼的来源、服丧的条件、丧葬的功能与改变葬俗之认识等方面。孟子的丧葬思想不仅反映了其政治理想与道德追求,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国儒教丧礼文化的确立及其生死观

在今天的韩国,以祖先祭祀为本质内容的中秋丧祭文化既是对韩国人最重要、在韩国社会中覆盖最广,又是最具韩国人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实,从新罗开始至整个高丽时期的近千年,韩国人的丧祭文化还是以佛教式为主导。然而,从朝鲜王朝开始,随着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和《朱子家礼》的普及,丧祭文化逐渐转向儒教式。这种转向不仅在丧葬形式上,而且在生死观上也都表现出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地两班”以“奉祭祀,接宾客”的生活方式,又为儒教丧礼文化在韩国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论孔子的无神论倾向——从“子不语怪、力、乱、神”说起

"子不语怪、力、乱、神"反映了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是我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个无神论思潮已经形成.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鲜明的人文性与现实性特立于学术思想之前沿,孔子已具有鲜明的无神论倾向.但孔子推崇周礼,而丧祭之礼产生于对鬼神信仰的基础上,故孔子只能以"不语"怀疑之.     

文明祭扫也时尚

一年一度的清明将至,祭奠亡灵是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对死者慎终追远,“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所以说,清明祭扫,重在心诚。     

巫术与人生礼俗--以宋代为例

巫术通常利用民俗作为载体,从宋代的催生礼、诞生礼到隆重的婚娶丧祭,无不反映出巫术与人生礼俗的密切关系,尽管其中掺杂了许多有悖礼制、荒谬和非理性的成分,却作为习俗融进了日常生活.     

周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探析

周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总体来说低于男子。这主要由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同时也反映在一些礼仪仪式中。在婚礼中周代的妇女在婚姻自主权、人格、财产等方面基本没有主动权。在丧祭仪式中女子往往处于配祭和从属的地位，所服丧服男女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服丧期限也明显不同。     

北宋时期李定“匿丧”事件探析

宋代丁所生母忧虽较之嫡母在服制上有所区别,但丁忧官员仍需解官持心丧三年。李定被荐入京之后,因奏对称旨而为神宗所拔擢,其"匿丧"事件在此时出现有一定巧合。在仇氏是否为李定所生母尚且不明的情况下,御史即弹劾李定匿丧,进而指责王安石庇护其匿丧的行为,最后"匿丧"事件因李定改官而沉寂,其实质是让李定远离权力的中心和神宗的视野。同时,从皇帝对与青苗法意见不同官员的态度、李定任官的变化及其"匿丧"事件的处理来看,此"匿丧"事件实际上是皇帝个人权力运行与朝臣恪守"祖宗法"的博弈,二者相互制约,推动着宋代政治文明的演进。     

论鄂西土家族"跳丧舞"丧俗的整合功能

为什么鄂西土家族"跳丧舞"丧俗如此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时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然而从整合角度来探讨其功能的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跳丧舞"丧俗对土家人个体精神的整合,"跳丧舞"丧俗对土家人社区或族群的整合,"跳丧舞"丧俗对土家民族文化的整合这三个方面,对其整合功能作一探讨.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简论丧礼的易服

古礼丧服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依据丧期和祭礼的变化多次"易服"。"易服"具体可以分为成服、变服、受服、除服四种情况。"成服"是依据丧制从平时的服装改变为丧服;"变服"、"受服"是成服之后,依据丧期和丧情的变化对丧服进行的改易;"除服"则是丧礼结束后,改回平时的服装。丧服制度中,"服以饰情"、"变而从宜"的思想通贯于整个丧礼易服过程中,同时也是儒家"制之礼义"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     

孟子的丧葬思想初探

作为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对于如何处理死者形成了自己的丧葬思想,成为其思想体系尤其是民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丧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丧葬、强调厚葬久丧、反对以人殉葬以及对丧礼的来源、服丧的条件、丧葬的功能与改变葬俗之认识等方面.孟子的丧葬思想反映了其政治理想与道德追求,仁、礼、孝与性善成为他丧葬观的基础.其丧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彝文经籍《指路经》的科学内涵与文学特色

彝文传统经籍《指路经》是彝族丧祭仪式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经籍,也是目前对外翻译介绍最早、最多的经籍。《指路经》不仅是彝族古代礼俗承载内涵最多的经籍,而且其中对彝族迁徙的路线、发展的历史等都有可以明确考证的科学内涵,并且具有活态的和生动活泼的文学艺术特色。     

论汉画像石中“祭案”与“庖厨”的意义

<正>在汉代画像石墓葬中,祠堂与墓室均发现饮食的画像,分别为祠堂和墓室的"祭案"、"庖厨"图。从丧俗研究出发,祠堂是祠祭死者的重要场所,墓室是墓主灵魂的安乐处;人们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还会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其饮食起居一如阳世,而墓葬就是死者灵魂的住所;汉人则通过祠祭与墓葬希望死者之魂尽快归来,无妄行,在自己的墓室——"幸福家园"中安心生活。本文试从墓上到墓下的转变,意在揭示汉人对生死的理解和早期道教《太平经》对这一时期观念的影响。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