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

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内民主在执政中的价值体现——基于国家治理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国家治理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剖析党内民主之于党执政的价值意义,可以放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从当前国家治理的热点入手,考量党内民主对国家治理的积极影响,就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五个问题:党内民主推动善治、党内民主推动社会和谐、党内民主推动依法治国、党内民主推动群众自治、党内民主推动党政分开.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彻底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治国家。这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顺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首先要锁定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打造法治政府,以此撬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革命。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必由之路。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

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本文围绕这六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历程和重大成就,分析上述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新中国60年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

系统总结建国60年来我们在政治发展领域取得的基本经验,是顺利实现中国政治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重要前提。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坚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性、组织化和制度化领导;在尊重基本国情的前提下走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时期,在多元要素中以某个要素为中心的整合性均衡为政治发展的复合价值目标;发展公民社会以平衡政治国家,达致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共治与良性互动;以党内民主带动、推动国家民主、社会民主;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应全面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匹配共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结构的适时重心位移;人民群众的政治创造是政治发展不绝的源泉。     

国家治理: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习什么?

新加坡除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外,也是全球公认的法治严明、社会和谐、文明优雅的治理典范之现代城邦。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的秘诀,从制度性因素来说,简要归纳为:强而有力的执政党、小而廉洁的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与民众沟通机制、对法治规则的高度认同。新加坡成功有效的国家治理经验,值得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政府加以借鉴。     

“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对理解国家治理属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构、内涵、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现代西方形成的民主-专制体制论、法治-人治论、威权-民主政府优劣论、公民社会等所谓"普适"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提出了国家政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地位;市场模式中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社会领域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等,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的条件性。马克思国家治理在中国的当代价值在于,国家治理应符合相应的社会性质,要注重甄别国家治理的职能属性,传承自身文化传统。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主要体现在: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保障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切实建立有限政府,提升决策理性,实现公共权力的合理化。     

国家审计及其机制创新: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是治理主体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高效等。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审计工作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不断调整和校正发展路径,通过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方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适应有效服务国家治理的需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新时期电子政府的政治影响及其发展

电子政府以公民服务为中心,可通过政府信息和服务平等的配置使得公民获得广泛的参政机会,开辟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综合运用引证法、例证法、比较分析法等,以期从政治哲学角度阐明其与政府善治及政治民主的理论契合——能够实现政府信息及服务的平等配置,这不仅需要政府责任感的增强及相应硬件设备的提供,而且需要克服诸如数字鸿沟等现实障碍。此外,新时期电子政府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对加快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及政治变革产生了积极效应。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服务行政的“公民”本位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作为管理行政的替代模式,服务行政是以公民为本位,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共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社会公正、法治和责任是服务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彰显民意、服务与合作、公民参与是服务行政政治合法性的根源,而服务行政的政治功效是有助于维系政府的合法化存续、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个人自由隐形的萎缩、服务行政的低效率、服务行政的理想化色彩等。探讨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