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与超越:新型城镇化政府法治之维

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发展的美好愿景,更是关涉政府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运动。行政法不仅具有实践品格,更具有形塑社会秩序的功能。对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化纠纷,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人性尊严理念,依照政府法治论原理,围绕锻造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善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的要求,履行政府引导和规制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角色,着力破解传统城镇化在土地物权、户籍管制、行政区划、政府融资等制度上所面临的困境,着力解决我国农民公民身份和权利保障等重要课题,全面超越传统城镇化陷入的困境。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民人格现代化

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民人格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两个基本目标。只有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对公民人格现代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两者的内在关系,实现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民人格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和同步协调发展,更好地理顺在中国法治国家建设驱动问题上政府推进与自然演进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法治国家建设必然使权利、平等、责任、创新等法律的元素逐渐成为现代中国人意识的元素。     

公共管理中的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

在有些经济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的出现使改革非但未能孕育出繁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与民主,反而导向了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的动荡。政府俘获的产物——权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已成为阻碍落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使市场调节失灵而且使政府公共管理失败。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转轨成功的关键是通过法治建构解决公共管理中的政府俘获和权力资本问题,而公民有组织的依法维权运动是走向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     

论完善政府推进型法治的途径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政府推进型。这种法治道路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机。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党政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理顺 ,市民社会的发展 ,政府推进型法治将得到不断完善。“政府”作为法治的推动力将日趋理性 ,法治化道路也将会沿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

从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两个视角理解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特征,发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土地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空间上有明显的跳跃性、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等。可将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区分为七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性及灵活性,但如何更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促进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以实现城市增长的公平正义,亦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城镇化中政府行为之法律分析

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介入和适度干预,但政府的介入与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需将其置于法治框架内,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前提则是要对城镇化中的政府行为予以分析,以厘清法律规制的应有对象。在城镇化中,政府的介入与干预主要体现为政治决策、行政规划以及土地征收等,由于政治决策的特殊性,对其进行规制应主要依赖于民主政治的完善而非法律制度的创新,因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行政规划和土地征收。     

中国语境下的“依法治国”与法治政府构建

构建法治政府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在中国语境下,法治政府需要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三个维度构建.法治政府的构建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重建政治价值,同时解决国家能力衰落及国家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动过度干预并存的问题;二是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强社会自治自律,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打造协同治理模式;三是从统治到治理,实现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方法论转换,丰富公众参与路径,建立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并且有节制的组织模式,使国家和政府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反思与修正趋势的政治形式.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     

中国特色城镇化:学术内涵、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

本文回顾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学术起源,并给出了一般性的界定;结合城镇化的实践探索,诠释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独特内涵,即中国特色城镇化是外生与内生的统一,具有渐进性、多样性、协调性和人本性.中国特色城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府际关系、产城关系.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就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变革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治中国建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并且通过法治中国建设,切实提升国家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宪政、限政与宪法

文章从探讨主权和宪政的科学内涵入手,分析了分权与控制政府权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意义,并对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中为什么要发挥以及怎么样发挥宪法作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论建设法治中国重在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领导干部是我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中坚力量。因此,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通过对法治素质内涵的解读,根据领导干部法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对法治中国建设负面影响的分析,探索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有效路径。     

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及转向

政府法治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在政府法治化进程中,国家治理方略、法治与政治体制的契合度、法治所需的文化土壤、社会变革程度、全球化程度以及时间宽裕度等直接决定其选择内源式还是外源式法治化路径.中国建国60多年来的政府法治化使得国家政治变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政府法治的法律基础越来越丰厚,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文化观念越来越强烈,消弭外源式政府法治化路径弊害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而中国政府法治化之路应由外源式向内源式转变.     

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重构法治权威:中国国家、市场、社会的有序发展之道

目前,中国发展中的最大问题是法治权威的衰落。集体行动绕开司法直接诉诸暴力的现象、市场竞争的无序、社会自治行进艰难等等一系列问题,均源自于法治权威的缺失。因此,探讨国家与社会的有序发展,必然将法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国家与社会的有序发展,是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目标。当前,中国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有序发展,面临着国家职能的"位差"与信任危机、社会结构的紧张和自治功能的缺失、市场中政被商的俘获和竞争的无序等障碍的制约。其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国家职能转变的滞后与非法治的行为逻辑,社会中崇权轻法的惯性与人治的主导,市场中权力的寻租与法治的缺失。中国国家、市场、社会有序发展的障碍因素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中国缺乏现代国家、市场和社会有效运行的法治基础。因此,重构法治权威,是贯穿解决中国国家、市场、社会问题的主线。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

法治中国是对中国转型时期诸多现实问题的法治回应和理性分析。它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构成,更为法治的中国道路探索提供了前进方向。党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引领地位决定了党内法治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党内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新时期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立足于党内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不断完善党内法治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政党法治、社会法治与国家法治建设对党内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党内法治建设与社会法治、国家法治建设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