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散文集《文章正宗》编选《左传》的文学意义

南宋学者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编选《左传》的散文集,按辞命、议论、叙事共选133篇。选文以“明义理,切世用”为文学宗旨,宣扬《春秋》的“微言大义”,注释文字自始至终贯穿了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对后世文学选本重视《左传》文章的编选产生了重要影响。     

真德秀的文体学思想

真德秀丰富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主要从《文章正宗》的编纂中体现出来。真德秀的文体学思想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文章正宗纲目》所体现出来的,二是王应麟《辞学指南》和吴讷《文章辨体》中所引真德秀文体言论的文献中体现出来,三是《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学思想。     

从师友交游看刘克庄的文学及仕途

刘克庄提倡尊师重傅,具有浓厚的师门观念。刘克庄珍惜与师交游的机会而转益多师,最终造就了他渊博的学识而成为一代文坛宗师。在刘克庄的文学和仕途的道路上,叶适和真德秀都起过关键作用,从而使刘克庄不仅能展现其文才,而且也能发挥其吏才,谱写出壮丽人生。     

论文学评点之兴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颇为独特的文学批评样式,关于其产生时间,历代学者有起于梁代、唐代、南宋诸说。文学评点的产生建立在多种学术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上,这种综合作用最终成熟,并催发出严格意义上文学评点的时间在南宋时期。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是最早将选本与文学评点合为一体的散文评点著作,堪称早期文学评点本之典范。后经楼昉、真德秀、谢枋得、刘辰翁诸家的评点实践与努力,到明代中叶,随着大量文学评点著作的刊刻问世,大批名家文人评点的实践和参与,遂使得这种文学批评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施政主张与地方治理——以真德秀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后期，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朱子学说，积极建构契合理学家社会理想的政教体系。在理论层面，真德秀提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为政纲领，具体制定了地方治理的规章条目，不仅从为官品德上对各级僚属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通过行政规章有效维护了基层秩序的稳定。在实践层面，真德秀将为政纲领贯彻到地方治理中，任职期间赈灾恤困，整军经武，兴建惠民仓、义廪，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荐举和按劾，真德秀将理学家的道德要求与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措施的有效执行，推进了理学在基层社会的深入。     

真德秀新论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声望颇高的理学家和大臣。自南宋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颁为“正学大宗”，为朱熹之后著名的理学家；贬之者则认为他名望虽高，但才能疏浅，没有多大的作为．是一个值得否定的历史人物。笔者认为，真德秀作为南来后期著名的历史人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满权臣专权，主张对金、蒙采取强硬态度：任地方官期间，恪尽职守．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政绩；他的许多泰章和著述言论对减轻人民的负担和革除“君心之非”有一定的监督诈用，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真德秀的一生基本上是值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二则

一、据《四库提要》卷三五《四书类一》载:“《四书集编》二十六卷。宋真德秀撰。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今案:真德秀拜参政在端平二年,非绍定中,《提要》误。 考《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称:“绍定四年,改职与祠。五年,进徽猷阁待制知泉州……。逾年,知贡举。已得疾,拜参知政事。”案绍定凡六年,次年改为端平纪元,《提要》之说本     

理学经世:从《大学》经筵讲义管窥真德秀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真德秀作为绍续朱子之学的南宋理学大家,学术界在肯定其对朱学护卫、传播之功的同时,大多认为其墨守朱熹成说,无所创建。通过两人《大学》经筵讲义在诠释章节、诠释重心、诠释方式、诠释倾向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真德秀尽管在学术上没有突破朱熹的整体理论框架,但在推动理学经世方面多有创见。他将朱熹之学由高谈心性义理导向了经世致用,由理论建构导向了实践践履,由"内圣"导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学思想以一种更具实践性与应用性的特征而为统治阶层所认同,从而推动了理学的官学化与社会化,并为明清实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南轩记》非苏辙所作考辨

宋有<南轩记>一文,历来多属之曾巩,宋真德秀<续文章正宗>则归为苏辙著,近年孔凡礼<三苏年谱>,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亦从真德秀说.我们考察历代归属,并从文章风格语言及所涉内容辨析,可以确定<南轩记>作者是曾巩而非苏辙.     

国事重于乡谊

婺源俞勋，宋淳祜间先后任来安知县、滁州通判，是理学大儒真德秀的得意门生，他摄理州务时，这个州栗园的税课每年有上千缗收入，按以往惯例，他这一职位可以将其纳入个人所得，但俞勋却分文不受，全部将其归之官库。俞勋在任上除了月俸之外，各种名目的金钱财富，也“一无所取”。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诗”与“史”的缠绵——试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闻一多兼具诗人和学者的双重人格，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同时也蕴涵着主观性和随意性，并最终导致了闻一多学术的未完成性。     

《文心雕龙》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论"元典",《文心雕龙》自然受到当代文艺学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又主要限于观点的征引和阐发,而很少对《文心雕龙》作一种文艺学范式的完整把握,这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学的现状。从总体上来说,《文心雕龙》至少形成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一是以心学和美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二是以体裁分类和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文体观念,三是从具体作品考察出发的作品观念,四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写作观念,五是着眼历史发展的文学史观念,六是着眼人文背景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资料,而且还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文艺学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说文》或体研究综述

《说文》或体研究已经在或体的性质、来源、构成形式、比较、音韵训诂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这些研究的综述为《说文》或体的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基础。     

压出来的“新”——论闻一多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

作为五四新一代的文学史家，闻一多别开生面的文学史研究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亦包括一些惊世骇俗的怪论。细读《伏羲考》，可以见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设想。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最终压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新”，这便是闻一多强烈个人风格生成的原因。     

论《周易》中的“贞”

“贞”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贞、鼎古代同事。《周易》中有居贞、旅贞、艰贞、牝马之贞、女贞、君子贞、武人之贞、幽人之贞、大贞、小贞等等。研究“贞”的意义,有助于理解古代思想与早期占卜活动。     

从愿文复数表示法看复数词尾"们"的产生

敦煌愿文作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之一 ,与变文一样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它保留了唐、五代时期的原始状况 ,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语言风貌。此文拟考察愿文中的复数表示法 ,试将其与宋代“们”的早期用例作一比较 ,并同元代白话碑中的用例相参证 ,考察复数词尾“们”(每 )发展演变的轨迹     

论闻一多后期对杜甫认知角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发展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强调对纯艺术的追求,主张诗歌的形式美和意境美;后期则强调诗歌要关注时代、融于社会,要站在时代前沿,为人民服务。虽然在文艺观上有如此巨大变化,但闻一多对杜甫却自始至终给以最高的评价,只不过在这种不变之下,其评价的坐标已发生重大转变。这种实质的变化虽然常常被表面的不变结论所掩盖,并因此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只要细心的挖掘,这种转变仍然可以发现,并且被清晰地揭示出来。促成这一不变与变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因素、文艺观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这就是闻一多个人出身、经历、人格特征及政治观、人生信仰上有诸多和杜甫契合和差异之处,正是它们共同促成了闻一多在杜甫评价中的复杂现象。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