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法典的体系化和民族性：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立法的实证研究

海商法典演进中呈现出勃兴、扩张与简约的趋向。海商法法典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其体系演进中一直维系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强制性体制。作为提单或者运输单证所证明的合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迥异于航次租船合同。海商法典内部体系下我国《海商法》关于航次租船合同立法例存在瑕疵，这是由《海商法》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本质和范围决定的。作为海商法典体系化中衍生品的民族性，为理解内河航运纳入我国《海商法》下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提供了合理路径。因此，通过规范配置等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的革新，厘清和重构我国《海商法》下海上货物运输立法是可行的。     

论合同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的海上化物留置权

租船运输的出现,承运人提单法律地位的确立,使承运人的概念日趋广泛,出现了合同承运人与实际承动人这两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承运人类型。本文以考察寅途中 承运人在不同的运输条件下对货物的不同占有状态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分别就他们是否继续 海上货物留置权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论合同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

租船运输的出现,承运人提单法律地位的确立,使承运人的概念日趋广泛,出现了合同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这两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承运人类型。本文以考察这两种承运人在不同的运输条件下对货物的不同占有状态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分别就他们是否继续享有海上货物留置权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论《海商法》中实际承运人的相关法律问题

实际承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的重要当事方 ,由于《海商法》对实际承运人的法律界定很不明晰 ,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本文以实际承运人的概念阐述为基础 ,对多种情况下实际承运人识别问题进行了划分 ,并探讨了实际承运人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问题。     

海运提单中仲裁援引条款效力的重建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运输的纠纷往往参照海运提单中的仲裁援引条款解决。虽然这一做法已成为商业习惯而被广泛应用，但从法理上这类援引条款的效力仍饱受质疑，适用规则不清晰。基于对海运提单流转方式和仲裁条款独立性的考量，海运提单中仲裁援引条款的效力主要来源于双重法律结构，在该结构中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通过明示的援引条款并入海运提单，成为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间的仲裁合约，对当事双方产生合同效力。我们应从海运提单中的法律性质出发，论证海运提单中仲裁援引条款的法律属性，阐明仲裁援引条款的适用规则。     

无人船运输的转承责任研究——兼论《海商法》的修改

无人船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海上货物运输法的适用面临新的挑战。借助转承责任理论，将受雇型远程控制人视为船舶所有人，其地位和责任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及《海商法》第四章下承运人的受雇人无异。承运人作为雇主，应承担转承责任。视独立型远程控制人为独立合同人，在《海商法》修改时将独立合同人纳入承运人的责任体系中，使独立型远程控制人能享受到承运人的抗辩与责任限制的权利。自主航行船舶中因AI航行系统缺陷导致的产品责任应归属于其生产者或销售者，而不属于承运人。自主航行船舶的法律人格化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转承责任将为这一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论国际海运中的合同相对性突破与诉因

从合同相对性突破的理论、提单权利性质学说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实践来看,交货托运人、提单持有人、收货人等货方与承运人之间存在合同相对性突破关系,是运输合同相对性突破的主体。适用我国《海商法》时,货方与实际承运人之间通常不存在合同相对性突破的关联。货方对承运人的诉因一般为违约,对实际承运人诉因一般为侵权,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诉因选择权。     

对防范FOB术语下买方欺诈陷阱的思考

以一个典型的案例为出发点说明在FOB贸易术语下的出口贸易一般是由进口人租船订舱，境外买方正是利用FOB贸易术语的规定，在海上货物运输环节上做手脚，使我国出口企业陷入困境。如何识别FOB术语下买方的欺诈陷阱，并针对这些陷阱给出防止被骗的建议更具有现实意义。     

海上货物运输权责二元制与一体化：从喜马拉雅条款到海运履约方制度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与其代理人、雇用人、分合同人、受托从事实际运输任务的人、履行或承诺履行承运人任何义务的其他履约方的权利与责任,以及相应的货方的权利与责任,从喜马拉雅条款下的二元对立,发展到实际承运人制度下的融合一体,再发展到海运履约方制度下的深入一体化,体现了贸易、航运产业利益博弈的均衡。这一发展规律对我国如何对待最新的国际海运公约《鹿特丹规则》具有启发意义。     

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适度回归--《鹿特丹规则》第80条评析

为了防止具有垄断地位的承运人损害货主利益，长期以来在海上货物运输法领域形成了以《海牙规则》为代表的强行法体制，通过立法和司法干预排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但在当今许多学者对这一强制性体制提出了质疑。《鹿特丹规则》第80条，对批量合同回归合同自由原则，允许当事人在批量合同中背离公约中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时这一回归也附有严格的条件。考虑到国际海运市场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在修改《海商法》时应采纳《鹿特丹规则》第80条的规定，但同时应注意对批量合同的定义加以限定，并采取一些公法上的措施加强监督，防止承运人利用合同自由原则损害小托运人的利益。     

高校章程与高校治理结构的重塑

高校章程是现代大学治理和自治的基础,而目前在我国的高校中,章程基本上处于缺位或者虚设的状态。高校法人地位不明确、行政职能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等等倾向,反映了高校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中较为普遍的行政化特征和权力本位色彩,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功能更好地发挥,与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不相适应。因此,重构政府管理权力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理顺高校内部的法人治理,作为依法治校制度基础的高校章程不可或缺。"章程之治"之下,我国高校行政化的痼疾或可改观。     

论《金瓶梅》中的“王婆”形象

在《金瓶梅》一书中,王婆只是一个小角色,但作者在她身上着墨前后计有十个回目之多,尤其在小说的前九回中,她的戏份颇大,而且她与书中主角之一潘金莲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在塑造潘金莲的形象时,王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王婆无疑是《金瓶梅》群丑之中的重要一丑。讨论这一形象,可以加深对作品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主题的认识。     

对身份和家园的追寻--后殖民批评视角下《落雪中》解析

卡里尔·菲利普斯是当代英国著名的黑人移民作家之一。其代表作《落雪中》讲述了生活在英国的加勒比海裔黑人移民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对文化身份和家园的追寻。小说不仅再现了黑人移民面临的文化困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者对流散族群如何才能保持自身文化身份的思考。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分析小说中黑人移民及其后代所面临的失落感和文化上的无归属感,揭示黑人移民只有通过认可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成功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促进机制研究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高校辅导员应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并在思想引领、情感认同、文化传承、载体创新和沟通交流等五个方面下功夫,切实增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实效性。     

中国英语的文化身份

语言是透视文化身份的一扇窗户,是个体与某文化团体归属关系敏感而重要的标志,在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维护中起重要作用.文化身份是语言的管轨,文化身份的差异形成了语言使用的差异.随着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英语拥有了多种文化身份.中国英语的出现意味一个正融入国际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中国英语身后隐藏着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中国英语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苗族服饰文化内涵研究

苗族服饰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它的艺术创新过程,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经过接触、混杂、分裂、融合,按照人类造物的需要,通过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凸显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精神,蕴藏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     

论不能犯的判断方法

中外刑法理论关于不能犯的界定众说纷纭,主要是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基本对立。我国通说在不能犯危险性的判断上采取的是抽象危险说,进而肯定了不能犯的犯罪性。其实,认定不能犯的关键在于认定行为是否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该文以"质量并重、存在与否、身份有无、时空真假"等标准对不能犯进行具体分类,从手段、对象、主体、时空四个方面更明确地判断相关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     

妻子是县长——女县长配偶对其身份认同的分析

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深受社会文化的支配和他人评价的影响,关系越近,影响越大,反之越小。因此,女县长对其身份认同的认识深受其关系最近的人——其配偶的影响。在访谈中发现,女县长配偶对其＂县官＂妻子的身份认同主要取决于自身发展的状况,其中自身职业和年龄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特区的减贫贡献:机制与效应

减贫的中国路径以其举世瞩目的成效引起广泛关注,以发展带动减贫是中国减贫路径的根本选择。创立并发展经济特区是关键的战略安排,经济特区对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特区发挥减贫作用过程中存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低技能就业—减贫传导机制,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其减贫效应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