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文人曲词对南北曲曲牌定腔的影响

随着戏曲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自明代开始出现了一股文人填词制曲的热潮。这虽然促成了戏曲文学的极度繁荣,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后果加速了曲牌定腔的消解。其过程为文人曲词中存在着大量的出律现象,这导致歌场上普遍使用“依字声行腔”的方式,如此才方便将曲作原词搬上舞台,并避免歌者“拗嗓”。而“依字声行腔”方式的普遍使用,其后果是导致古曲牌定腔逐渐消解。     

粤剧的历史应从唱梆子算起--对于粤剧形成的新见解

目前学界对粤剧形成于何时持有不同看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如何才算粤剧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主张声腔是衡量一个剧种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并从粤剧早期梆黄分开演唱、剧本标记牌调的习惯、乐队定弦的习惯、西秦戏与粤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粤剧的形成,当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本地班唱梆子,“广腔”并非粤剧的雏形。粤剧在道光之后才成为皮黄系统的一员。     

《诗经·国风》生成期的演唱方式

《诗经·国风》在其生成期的演唱方式,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国风》文本加以判断.《国风》中的绝大部分歌诗,可以根据演唱方式分为同调歌诗和异调歌诗两种类型.同调歌诗是各段歌词用同一曲调演唱,各段歌词之间没有曲调的差异,这类歌诗在《国风》中占很大部分,但地域分布不够均衡.异调歌诗是同一首歌用几种曲调演唱,各段所用的曲调不尽相同,变换曲调的方式多种多样.《国风》同调歌诗和异调歌诗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在某些歌诗中不是泾渭分明的.《国风》的演唱方式还有单唱体和对唱体的差异.流传下来的《国风》文本绝大多数是单唱体形态,但有些歌诗明显是对唱体,对唱的方式也多有变化.     

黎族传统民歌的音乐形态刍议——以《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为基础的分析

民歌的音乐形态主要指民歌的曲调在旋律、节奏、调式、结构、体裁、风格等方面的形式或表现。海南黎族民歌的曲调俗称"唱调"或"歌调",主要以衬词、内容、流行地域、曲调长度等来命名。由于族源、人口迁徙和社会发展等原因,黎族民歌的音乐形态既有与大陆中原音乐相一致的形式或表现,又呈现出自己独特的一些特征。     

海盐腔的引入及其在临川的封闭性遗存

海盐腔是明代著名的“四大声腔”之一,对中国戏曲史产生过深远影响。海盐腔在明万历末年开始衰落,至清康熙之后便销声匿迹。目前学界对海盐腔的遗存有很多猜想。本文认真梳理了海盐腔传入前后江西声腔格局的面貌和变化,认为是由演唱海盐腔的“宜伶”首先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搬上舞台。汤显祖逝世后,“宜伶”散落民间。而广昌“孟戏”唱腔中,应该有海盐腔的封闭性遗存。     

试论壮族排歌的音乐美

壮族排歌是壮族民歌中的一枝奇葩。排歌不仅以它的曲调给人以听觉艺术上的美感,而且,通过歌词的音韵、节奏的变化,灵活自由的形式,使之具有鲜明的外在音乐美和内在音乐美。排歌的外在音乐美,指的是人们在听觉上所获得的音乐感。排歌的曲调是直接体现其外在音乐美的重要因素。排歌的曲调很多,因流传地区不一,各自又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右江一带的排歌曲调,基本上是接近“堂皇调”的叙述性曲式;凌云一带的排歌曲调则富于变化,如凌云的“欢江府”(按:凌云县城为旧泗城府署所在地,此意为“府城里的歌”),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论藏戏的民族形式和风格特色(下)

(三)神韵独标、异彩纷呈的藏戏艺术六功 我们说藏戏已基本上形成了自己民族的一套独特的演剧体系,最集中而又典型地反映在神韵独标、异彩纷呈的藏戏表演艺术上,可以归类概括为唱、舞、韵、白、表、技艺等六功。现在把这六功的独特形式和特点分别简述如下。 唱——即唱腔,藏语叫“囊达”。“囊达”本意为传奇、传记故事,后因发展到以唱为主来表演那些囊达故事,遂习惯地把“演藏戏”叫成“演囊达”、“唱囊达”,后来就把“囊达”变成了藏戏唱腔的代名词了。藏戏唱腔是藏戏音乐的主干,曲调高亢,声音恢宏,圆润脆亮,韵味隽永,帮腔伴唱,气势豪壮,典雅悠扬,具有在高原旷场演唱和藏族声乐独有的浓厚特色。它是吸收了藏族古典的谐钦(仪式歌舞)、卓玛谐玛(各种古老鼓舞中的唱腔)、民间各种歌谣、说唱音乐,以及丰富多样的宗教音乐的旋律、音调、节奏等,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戏剧音乐。藏戏唱腔都系自由节奏的散板,一般上下两个乐句对称,少数有三个乐句,第三个乐句是第二个乐句的重复或稍作发展。     

企业核心能力演化与竞争优势替代

企业核心能力的构成因素是随着环境演化而演化的 ;从工厂制度的确立到后工业社会 ,企业核心能力构成因素呈现以有形资源因素为主向以无形资源因素为主的趋势演化 ;技术发展、市场变迁、社会关系功能演化是推动核心能力演化的基本力量 ;核心能力的演化决定了竞争优势的替代 ,识别特定产业环境的性质及其演变及该环境下核心能力构成因素及其演化 ,以实现新旧竞争优势的替代 ,是企业维持和扩大竞争优势的关键。     

中国企业集团的现状趋势和发展对策

当前我国企业集团正处在由组建期向成长期重新构造的枢纽点上,出现了生产科技资金—体化、资产—体化、规模大型化、经营多角化、跨国化的趋势。但它体现了初级阶段的基本特色,当务之急,要借鉴外国企业集团的有益经验,构造符合我国国情的股份制、综合性集团的模式结构,闯出一条发展与巩固中国特色的企业集团——跨国集团的道路。     

论昆剧与苏剧的关系

常锡滩簧传播到苏州后,演变成"苏滩"。在昆剧的影响下,苏滩又分化成"前滩"与"后滩"两种艺术表现形态。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苏滩救助了频临死亡的昆剧,昆剧也帮助苏滩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剧种。五十年代之后,活动于苏州的两个剧种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演员都是昆、苏剧目兼修兼演,表演技艺则相互影响。然而在近二十年间,受到政府与社会高度重视的昆剧却疏远了苏剧。     

论戏曲“代言”

代言叙述不等于代言体。普通说唱艺术遵行顺位代言,戏曲艺术遵行近位代言,从顺位代言向近位代言的转变,是戏曲艺术从普通说唱艺术中脱身生成的转捩点。脚色利用唱腔能够转移叙述、借用代言和自由间接代言,因此王国维才认为"曲文全为代言"。     

从民国前后古代戏曲文本的印行看戏曲观念之变迁

任何主观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价值判断,戏曲刊刻印行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民国前后戏曲文本的刊印活动正是伴随着戏曲观念的变化而展开的,甚至是互动的。当近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以后,人们刊印戏曲不仅可供文人们作案头消遣之用,它还可以作为传播新思想或者某种价值观的媒介。这以后人们逐渐关注戏曲文本自身的价值而非仅仅看作是某种工具或手段。因此,当戏曲文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戏曲文本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化。     

寿庆与中国戏曲的演出

在寿庆中,邀班演戏是一项普遍存在于我国民间的古老戏俗.寿庆以喜庆为主,祝寿是其核心内容,故寿庆演戏的目的与功能也主要是围绕祝寿展开,为寿星祝寿、祈福,或为祝寿场面增添热闹气氛,或以之招待亲友等.寿庆演出有特定的仪式,在开场例戏的选择上多演<上寿>、<八仙庆寿>等;在演出剧目、剧情的选择和要求方面也有特别规定.作为一种特殊场合的戏曲演出,它对我国戏曲的演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咏剧诗中的“交游”现象

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咏剧诗。其中一部分咏剧诗记述了曲家与艺人、曲家与曲家、诗文家与曲家及艺人之间的交游活动。曲家与艺人的交往,反映了他们之间超越声色之娱的深厚情谊,并有助于戏曲艺术形象的塑造;曲家与曲家切磋戏曲艺术,有益于戏曲理论的发展;诗文家与曲家及艺人的交游,对于戏曲艺术的品鉴、传播及艺人表演艺术的提高则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中国戏曲的通俗性品格

戏曲可以说是一种通俗文学,而通俗性品格也是其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并且贯穿了整个戏曲发展的始终。可见,通俗性之于中国戏曲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戏曲来说,其通俗性品格主要体现在题材的日常化、结构和表现形式的单一化、语言的易懂化、音律的成规化这四个主要方面。从这四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戏曲的通俗性,不仅能够深化研究者对戏曲通俗性品格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能促进中国戏曲朝着长远及健康的方向发展。     

鲁迅与目连戏

鲁迅对目连戏的认识及目连戏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及意义     

论大黑天信仰与中日戏神之渊源

在佛教东渐的大文化背景下,经过中国式改造的佛教著名护法神大黑天神信仰亦由中国传至日本。大黑天神信仰在中日戏剧之间搭起一座文化桥梁,它使中日傀儡戏的文化底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本文揭示了中国戏神与日本傀儡戏神百太夫之间的共通性,这是进一步认识中日傀儡戏文化底蕴及中日戏剧交流问题的重要契机。     

当前基层民众的戏曲文化底蕴研究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生活市场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程度愈演愈烈,而传统戏曲文化面临的危机却越来越难以挽回。然而,传统戏曲在所谓的"草根阶层",仍然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民间戏曲爱好者在人员构成、组织形式、心理动因、审美意向、文化内涵等方面拥有独自的特点。非功利的艺术诉求、质朴纯真的生命美学、深厚温馨的家园情结、抱团取暖的修禊意识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礼失求诸野",充分发掘底层民众的戏曲文化内涵可以从根本上繁荣民族传统戏曲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吴伟业对戏曲文体的选择

吴伟业的戏曲创作集中在顺治九年到十年初,正好在他仕清前夕。他在这种特殊时段从事戏曲创作,与他的生活环境、戏曲观念有关,反映了他对戏曲独特功能以及担负使命的认识。他在创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有关选择与超越的诸多信息,既与他的文体选择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真实景观的自觉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