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中国哲学史中“以马释中”的理论贡献——对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张岱年、杨荣国、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发掘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诠释,开拓了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后等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探究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张岱年“新唯物论”哲学初探

张岱年先生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新唯物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又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以辩证唯物论为主线,以辩证法及逻辑分析为方法,以“一本多级”为基础,以社会性的“实践”为中心,以“与群为一”为指归。新唯物论不但实现了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而且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优秀传统做了初步综合,在中、西、马之间尝试建立了良性互动、圆融贯通的格局。“新唯物论”是一个具有开放性、成长性的理论系统。     

《张岱年文集》第1卷即将出版

张岱年先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是我国老一辈的知名学者。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张岱年先生蛰居北京,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完成了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日译本更名为《中国哲学问题史》)。40年代,进一步完成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50年代,张岱年先生悉心研究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推崇张横渠和王船山的哲学,写有《张横渠的哲学》、《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和专著《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张岱年先生是上承张王之学,在新的时代里”继续“讲”。近年来,他又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才能创新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文化。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提出的新课题,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我们不能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而必须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带来新材料的发现、研究视角的更新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一系列的新研究无疑会打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当下的实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期刊发的一组论文,着重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新视角和新领域。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性征的研究

张岱年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即中国哲学在整体结构上具有本体论、致知论(认识论)、道德论三者统一的特点。具体包括:本体论上本体与现象的统一;生活与思想、理想一致;重人生而不重知论;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张岱年还探讨了中国哲学特色的成因。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兼和”——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精髓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提出了“兼和”思想。“兼和”即辩证唯物论中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兼和”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和”思想的继承 ,而又有扬有弃 ,吸取了传统重“和”思想的精华 ,因此又高于传统。“兼和”贯串在张岱年的哲学、人生观和文化观之中 ,是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中的精髓所在     

优秀的哲学史家必定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大纲》与张岱年哲学

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是认为《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岱年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体系,是他研究综合出来的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二是根据此书,可以知道张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并有一些不足之处;最后肯定张先生是哲学家,才可能写出这样优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张岱年的中西哲学观及其“综合创新论”

张岱年先生的著名的“综合创新论”是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提出的。他认为 ,中西哲学有共同的问题 ,故可比较 ,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哲学。但张岱年不是抽象地肯定中西哲学之“同”或“异” ,而是通过具体分析 ,指出二者既有同 ,又有异 ,同之中又有异。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创新论” ,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2 0世纪 8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是在 30年代“创新综合”的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其中特别强调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意义。本文最后讨论了“综合创新”何以可能的问题     

张岱年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张岱年先生以国学大师、卓越的中国哲学史家著称于世,但他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是哪一门派的哲学家,则鲜为人知,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较少。我历来非常尊重张先生的道德与文章,特别是对于他的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信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硕果累累

我校历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尤其在最近几年,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还是从其研究领域的广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成果居国内一流水平,有的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科研活动心血的结晶。他用自已在解放后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哲学,重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这部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岱年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发微》,是其多年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汇集,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特点》、《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两个问题》等著     

张载哲学本体论的现代诠释——以张岱年、牟宗三的研究为例

张载哲学本体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研究热点。张岱年和牟宗三分别代表了其中的两种研究范式:在张载哲学本体的判定上,由于对"太虚即气"的不同理解,张岱年认为是"以气为本",牟宗三主张"太虚为本";在张载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定位上,基于各自的"三系说"系统,张岱年认为张载属于宋明理学"理"、"气"、"心"三系中的"气本论",牟宗三则视之为"性"、"心"、"理"三系之"性体"系的渊源;在哲学体系建构上,张岱年体现了"接着"张载、王夫之气学讲的哲学自觉,建构了唯物的新气学体系,牟宗三由"太虚神体"的心性化取向,着意于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