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化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下,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及相应方式从国家和社会公共性的层面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推进过程的能力。但民主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显示了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它面临着新的任务,即一方面必须积极回应公民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在要求民主平等的呼声中封闭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而导致公共精神的丧失。故此,在民主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制度条件让公民进行自主治理并提升其自主治理的能力,它同时也是民主化社会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比较视域下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渊源、制度逻辑及中国贡献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放大了不同社会制度、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各政治行为体对国家和政府责任的价值认知对于其权力组织、制度框架和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以国家能力作为切入点考察和比较中西抗疫模式差异背后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逻辑,它在政治价值基础、动员组织能力、体制吸纳能力、制度韧性等方面分别表现为理性政治与德性政治、紧密型社会与松散型社会、权利本位与家国一体、最小化政府与积极国家等诸多差异。疫情暴露了西方政治理念误区和制度性缺陷,构建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治理体系成为核心议题。中国可以为解决人类难题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制度资源：一是强化责任政治逻辑,重新思考和界定国家的角色和功能;二是增强内聚力,重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三是创新上下互通的协同网络,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四是增强协同应对危机意识,推动构筑全球治理新秩序。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阈下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治理及其评估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高效而富有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的、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持续的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独立23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及其评价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行政管理体制日趋优化与高效；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该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了持续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历来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中心,是对实现法治的主体提出的要求,对实现法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诉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治理天然地包含着民主,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法治的完善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保障,最终实现制度正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制度正义与否,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国家能力视角下的政府内部控制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内部控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政府内部控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和王绍光国家能力理论为基础,可建立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政府内部控制框架。该政府内部控制框架包括三个层次的目标定义:基础性国家能力目标、国家公共管理能力目标和国家治理能力目标。在该体系中,政府内部控制要素同样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对控制的监督。政府内部控制的范围除了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财政内部控制和预算管理之外,还应该包括政府部门一般业务的内部控制。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系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上，这就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国家（政府）始终是传统治理体系的“主力军”。而面对一个现代转型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更加多元化，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在要素行动的同时形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为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撑。但在治理要素的耦合过程中要正视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密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汲取能力、规控能力与供给能力，家户属性包括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家户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具体而言，家户社会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供给能力正相关，与国家规控能力、汲取能力负相关;政治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都有限度，这就要求国家与家户之间要合理分工，相互合作，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共担、家国互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实践、 内在机理与优化方向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基于系统化的国家治理视角,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对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呈现聚焦脱贫攻坚、支援重心转向社会民生领域、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等特征,并从目标指引、价值导向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创新支援形式、完善考评体系、推进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质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建议。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全球化、国家能力分化与民族冲突

全球化为当代民族冲突创造了新的激励结构。全球化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国家能力分化以及权力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分离。国家部门的、地域的以及社会的分化凸显对于某些民族的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表达结构。民族冲突是治理和制度危机的信号,民族冲突管理应该把以国家为中心的干预策略转变成以治理为中心的干预策略。     

新时代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优势与效能发挥

政治制度是安邦定国的根本问题,治理效能则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具有优势的根本标尺。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政协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之所以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在于人民政协在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政党合作、实现人民民主和吸纳社会力量等方面拥有的优势。进入新时代后,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此,要锚定人民政协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的治理效能,在完善协商民主的机制和强化政协委员的履职意识、责任担当中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观建设

国家治理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必然要求。核心价值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伴生品,它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内在精神,主导着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载体和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强制度建设、党风建设和社会治理,以促进核心价值观建设,并且将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项文化建设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