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鼓藏节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计怀乡乌略村为例

通过田野调查对乌略苗族村鼓藏节仪式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分析了鼓藏节仪式的社会权利功能、社会认同功能、社群联系与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等基本社会功能,指出苗族鼓藏节仪式由于现代性的切入所发生的功能意义上的嬗变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必然结果.     

贵州榕江高排村苗族“鼓藏节”文化内涵分析

鼓藏节是苗族独具代表性的节日，具有其独特的仪式与文化价值。现在世界上只有极少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鼓藏节的传统。苗族鼓藏节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是苗族人生价值观的展现。本文以高排村的鼓藏节为研究对象，对其起源、仪式过程和它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鼓藏节”祭鼓考

"鼓藏节"的本义就是"同社苗人过节以祭祀一节木鼓"。按照苗族传统,这节木鼓必须用枫香树制作,所以祭鼓就是祭祀枫香树生出的苗族祖神"蝴蝶妈妈"。同时,鼓与"日"通,而以鼓祭"日"肯定与稻作有关,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鼓藏节"是在稻作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节日。另外,"鼓藏节"的开鼓仪式始终在模拟两性交合,这一点也反映出"鼓藏节"所祈求的"生产性"。     

民族旅游地民俗文化社会性别分析与变迁考察——以贵州西江苗族鼓藏节为例

基于文献分析和实地访谈,分析西江苗族鼓藏节与区域文化差序格局的关系,并从性别和权力的角度分析贵州鼓藏节传承主体的不同角色和地位,透过鼓藏节解读西江苗族独特的社会性别文化,同时探讨民族旅游业背景下鼓藏节民俗文化发生的变迁。开发民族旅游资源应以尊重民俗传承主体的族群、文化等观念为前提,以保护民俗文化内核本真性为基点,并重视在传统文化的嬗变中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性别关系。     

鼓藏节仪式与苗族社会组织

本文通过对苗族鼓藏节仪式文化的分析 ,展开对传统苗族社会家族、宗族、村落社会组织、社会整合及祖先崇拜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人类学研究 ,并试图在理论上与前人形成对话 ,将苗族研究的这一问题引向深入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及功能

苗族在其长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足以保证他们生存的、纯属苗族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这就是鼓社、议榔、理老三位一体制。有的学者称其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一、鼓社组织鼓社,苗语称为“江略”。“江”是一片地方的意思,“略”是鼓,汉译全称为“鼓社”。苗族“鼓社”是其同源于一个男性祖先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团,是一个祭祀、亲属、政治、经济与教育的氏族外婚制团体。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     

湘西苗家跳鼓活动研究

“栗那”是湘西苗族一项民间传统的跳鼓体育艺术活动。其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在湘西苗区尤为盛行 ,深为当地苗家所喜爱。本文通过对湘西苗家“栗那”跳鼓活动的历史探源、跳鼓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以及跳鼓活动所需设备器材等诸因素的叙述 ,力求使这项古老的苗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人所知 ,并使之发扬光大。     

论《苗族史诗》的审美特征

由马学良、今旦等译注的《苗族史诗》(以下简称“史诗”),诞生于苗族原始社会末期,在十几个世纪的口头传承中,经过苗族人民思想情感和智慧的洗礼,成为一部具有特殊魅力的神话史诗。苗族人民视它为自己的“百科全书”,它奠定了苗族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基调。作为一部神话,虽然几经流传变异,渗入了后世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但它始终是苗族先民原始生活的折射,是他们的观念、目的、感情、愿望、认识和世界观的反映,是对世界、对生命、对自然的一份总结,也是审美意识刚刚觉醒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民间仪式权力运作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例

民间仪式始终在国家与传统两种力量的交织下进行,并渐变为一种权力资源符号影响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从民间仪式中的权力关系入手,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分析个案,关注民间节日的运作与传统力量对维持村寨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与国家两种制度模式在村寨生活中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民间传统力量在构建乡村秩序中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要素而存在。     

论电视剧《茶马古道》阐释的文化价值

在电视剧《茶马古道》中,“茶马古道”不仅给人物提供了一个活动背景和舞台,而且自身也成为一个“角色”,构成一种民族历史、民族传统、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它除了原本意义上的滇、藏两地茶马互市的经济交通要道,更多的是作为向人们展示电视剧蕴涵的民俗学价值、生命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和宗教学价值的文化长廊。     

财富的流动与传承——黔东南施洞苗族银饰传承的人类学解读

苗族银饰,向来被视为苗族人的象征物,始终与祖先崇拜、苗族人信仰相关。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闻名遐迩,尤以施洞苗族银饰为著,并被公认为"造型最为华丽、工艺最为精湛"。施洞的历史是施洞银饰成为财富象征的重要条件,它预示着苗族银饰作为财富在固定女人之间的传承。银饰对于施洞苗族女人的意义在节日与婚嫁中尤为突出,它既是互惠的物、给予同时保留的权利,亦是灵魂和情感的中介。     

“鼓藏节”仪式之权力表达

苗族十三年一次的规模盛大的＂鼓藏节＂,仪式肃穆、庄重、神圣,体现了村民对祖先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这种特定场域的仪式过程中不仅凸显以祖先为核心的社会权力秩序,而且以血亲为经姻亲为纬的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及其差序格局也再次得到张扬与展演,于是在仪式的实践中原有的权力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重构。     

苗族“接龙”仪式中的舞蹈的艺术人类学分析

＂接龙＂仪式是湘西苗族一种古老的宗教祭祀仪式,它充满着传统的宗教色彩。＂接龙＂仪式中的接龙舞蹈则是湘西苗族人们在其仪式信仰之下产生的一种公共的群众性活动。本文旨在运用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对＂接龙＂仪式中舞蹈的动作、服饰以及妆容等艺术形态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透视出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苗族人们的价值观、...     

试析符号化的人类情感

情感与艺术向来密不可分,“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是对情感的独特表现。作为艺术源泉的不可遏止的情绪,乃是人性最深处发生的情感。这里的情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感,只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它是在审美状态下伴随知觉活动产生并转化完成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情感,艺术符号则是它的载体。     

苗族鼓乐舞的文化形态学阐述

文章较详细地描述了苗族鼓乐舞的特点,分布;分析了苗族鼓乐舞系列的整体结构及动律特征;阐述了苗族鼓乐舞的生境和文化内涵;指出了苗族鼓乐舞与苗族历史、社会结构的关系;考察了苗族鼓乐舞的缘起,发展演变过程。从而得出了苗族鼓乐舞,是一种自足开放的时空存在;是一种社会结构与政治理想;是一种认识体系与实用科学;是一种伦理观念与艺术精神的整合的结论。     

简谈苗族鼓舞

苗族鼓舞流行于黔东北、鄂西、川东南以及湖南的西部等地区。如湘西《保靖县志》云:“……其始也,集男女于庭,伐鼓鸣锣,通宵达旦,名曰打猴儿鼓”。凡是传统节日,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     

古典文学中“情”与“物”对应的文化渊源

古代的文人,每面对不同的自然物候便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活动,虽自然界“物有恒姿”,文人“思无定检”,但情总因物而生,因物候而迁.这表现在古代文学创作方面,便是文人感物而动的创作冲动和他们特别喜爱以不同的节候景物抒写不同的情感,并以情景交融为文学最高美学境界.而且,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物象,不是和作品所表现的情感无序对应,而是欣欣向荣的春天物候总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和描写美好事物的背景,而衰败的物象则总和死亡、别离、孤独、失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学模式.那么,这一文学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呢?     

试论晋南民间“鼓”“舞”的契合缘由与文化表征

鼓是精神与力量的象征,舞是情感与意志的表现。鼓与舞结合使人们情感表达腾升到最高境界。晋南自古以来就是鼓舞之乡,现今流传的鼓舞更是多姿多彩,鼓与舞之所以契合而成"击鼓而舞",既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也有其外在的机缘。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以仪式化的出场为起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与认知态度的“共同体”意识的联结，使说唱叙事具有情绪传导和情感动员的意义指向。说唱仪式的空间构建与听觉符号的程式化复诵以及情感动员的共同作用，形成观念与情感的象征意象和“沉浸”行为的交互空间。聚焦于中国三大史诗，从仪式、程式和情感三个方面论述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情境创设、结构表征和意识生成，以此来揭开史诗传唱的编码方式。     

当代小说语言的反叛

作为一种特殊审美形态,小说既然被人们称为“语言的艺术”、“美文学”,其造型媒介语言理当受到重视。“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语言探索的成就勿庸置疑地是小说价值的重要尺度。 小说语言的探索,并非孤立的实践,它与作家的文学观念、审美情感活动及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说,小说语言实质上是作家深层意识情感活动对象化的符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