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汉代《诗经》研究历史化产生的根源

试析汉代《诗经》研究历史化产生的根源王硕民《诗经》是我国古老的诗歌总集。它内容丰富，其中有劳歌、恋歌、战歌、祭歌、颂歌、哀歌、怨歌等，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物，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实为我国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然而，到了汉代人手里，这部为情造文，情采并...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略论先秦儒家的"诗教"理论与实践

《诗经》素被尊为“六经”之首。“以诗为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附》教传统形成与确立过程中,儒家早期代表孔子、孟子、荀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儒家的“持教”理论与实践既体现在他们高度重视《诗经》的政治伦理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又体现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诗经》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从而对后代中国“待教”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传、郑笺对《诗经》中“鸟”意象的训释及其诗学影响

毛传、郑笺对《诗经》中"鸟"意象的训诂具有汉代经学阐释的基本特征,不仅通其名实、状其形貌,而且辨其修辞、明其义理。其对"鸟"意象所作的符合儒家美刺原则的选择性训释,确立了《诗经》中"鸟"意象与诗意之间的比兴关联,对后世传统诗学中有关"鸟"的意象、主题等方面的传承,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从《唐律》看儒学对古代立法的影响

文章从“礼治”和“德治”两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的法律观，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认为《唐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对中国及东南亚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学独尊与西汉时期的目录事业

汉代是儒学独尊的时代，儒家经学成为统治者的最高教条，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对刘向、刘歆和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所编撰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是在“独尊儒术”大环境下产生的。编纂理论、观点乃至方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他们的儒家世界观对目录学有瑕瑜互见的影响     

孔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孔子和《诗经》有着密切关系。孔子又是儒家诗教的奠基人。孔子论《诗》继承了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既重视《诗经》的社会功效,又把《诗经》中的诗句和个性修养相结合,与仁礼教化相结合,为儒家诗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孔子论《诗》注重诗的本体特征,有较高审美价值,对人们认识《诗经》的文学价值有重要作用。     

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其独具特色的儒家化形式独立于世界法制史之林。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即是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渗入到封建法制体系中,并发挥重大作用,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是如何形成的？可以说,它既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关,更与封建统治者推行“独尊儒术”之策相联;而没有大一统专制集权制的长期稳定存在,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标准的选官制度,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我国秦汉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并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秦朝法律法家化明显，但秦律中仍然包含儒家法律思想成分。汉代中期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家法律思想遂成为长期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正统法律思想。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诗经·周南·汉广》浅论二札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古今注释者甚多,其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特别是汉代儒者的信口开河,《毛诗序》的曲说附会,将《诗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廓清以《毛诗序》为主的儒家诗说染指《诗经》的迷雾,还其这部世界文学史上罕见诗集的本来面目,我们仅以《周南·汉广》为例,谈些粗浅的看法。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诗经》创作与采集

《诗经》文本从汉代以来成为儒家的经典,也是历代风化天下的法宝,而随着其音乐的消亡、演奏功能的丧失,其礼乐文化意义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诗经》中诗歌的产生和它的流传与周代礼乐文化息息相关,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它催生了一大批服务于礼乐仪式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因各种祭祀需要而创作,或为歌功颂德而出现,或因政治功用而产生并纳入礼乐系统,又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使周代的诗歌得以采集、保存和传唱。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