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

选取小麦、大米、玉米、大豆四种粮食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年度和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对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成本推动、国际传导以及预期等三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粮食价格波动主要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推动和自身价格滞后的影响,国际价格波动只对大豆价格影响较为显著,对小麦和玉米影响较小,对大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政府稳定粮食价格应首先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此外,短期可通过粮食储备进行调节,长期则应通过生产规划和完善期货市场以平抑价格波动。     

促销刺激对消费者绿色品牌 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

基于S-O-R模型,引入绿色品牌真实性感知作为中介变量、环境责任意识作为调节变量,对促销刺激与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间的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进行研究,建立其关系概念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价格促销和品牌展示均对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价格促销和品牌展示均对绿色品牌真实性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品牌真实性感知在价格促销与消费者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责任意识正向调节价格促销对绿色产品真实性感知的影响。基于此,相关企业应合理制定绿色品牌价格促销策略,全方位展示绿色品牌绿色属性,强化消费者环境责任意识,重视绿色品牌价值共创过程管理。     

世界粮食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2006年以来,生物能源的发展使得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粮食危机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那么,新形势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会有怎样的发展,世界粮食危机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研究了我国主要粮食产品的安全问题,结果表明,世界粮食危机中价格上涨最多的是大米,但由于我国时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高,因此大米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大.小麦、玉米更是如此.大豆虽然是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最大的产品,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平抑波动.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国际能源对粮食价格传导的生产成本渠道研究

分析国际能源对粮食价格传导的生产成本渠道,并采取VAR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能源价格波动通过生产成本渠道导致粮食价格发生同向变化,能源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粮食生产要素替代弹性影响能源对粮食的价格传导;国际能源价格通过柴油和汽油渠道向国内大米和玉米价格的传导畅通,通过化肥渠道向国内粮食价格的传导不畅通,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机化进程加快、粮食生产能源要素结构变化、政府补贴等因素造成的;国际能源价格上升,通过柴油渠道对玉米价格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汽油渠道对玉米价格产生负向影响,可能是乙醇市场的分割性所导致的。     

食品安全认证标识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以有机番茄为例

以有机番茄为例,引入BDM机制拍卖实验研究了食品安全标识的消费者偏好,并借助多变量Probit模型对相应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加贴欧盟有机标识的番茄的出价远高于加贴中国有机标识的番茄,与同时加贴中欧两种标识番茄的出价相差不大;不同个体特征消费者偏好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与有机知识对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环境意识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不显著。政府认证制度安排与厂商战略决策应充分考虑消费者对不同认证标识的偏好倾向,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资源基础、生态环境与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

以黄淮海平原的48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探究不同层次因素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研究表明：65.68%的成长差异由个体差异造成,34.32%则由省域差异所导致;个体层面的生产设备完善程度、贷款难易程度、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对其成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则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省域层面的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不仅会强化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还与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一起,共同强化了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弱化了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与其成长之间的负向关联。     

质量、信息和公共政策:消费者购买无公害鸡蛋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的消费者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了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消费者个体特征、无公害鸡蛋和普通鸡蛋的价格差等对消费者鸡蛋购买行为的影响。基于数量化理论Ⅱ类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无公害鸡蛋的相信程度以及性别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无公害和绿色鸡蛋的主要因素,而年龄和不同地点无公害鸡蛋与普通鸡蛋的价格差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比较复杂,教育程度对购买行为的影响较小,但其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根据实证结论,最后提出了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政府监控宣传和生产者的自律提高消费者对无公害食品的信任程度、以及将无公害鸡蛋价格的合理设定等政策含义和商业启示。     

国内外大米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变化——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考察

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框架,利用MCMC算法建立时变参数VAR模型,以2002年6月-2013年2月国际国内大米价格数据为样本,考察其内在波动传递规律。研究发现:国内大米价格主要受汇率波动和自身价格短期和中期的影响,但受国际大米价格的影响近年来持续上升;国际大米价格受其自身价格的短期影响和中国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相当,且中国大米对国际大米价格的影响要高于国际大米对中国大米价格的影响。     

牧区羊年末存栏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应用供给理论,采用C-D函数构建影响锡林郭勒盟牧区羊放牧规模的实证模型,找出草地政策、市场条件及气候变化对羊的年末存栏规模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羊肉价格对锡林郭勒盟牧区羊年末存栏数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单位羊的饲养成本对羊年末存栏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草地政策的出台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对羊年末存栏量产生极显著的制约作用;气温和降水对羊的年末存栏数量均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气温对羊的年末存栏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降水量对羊年末存栏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提出加快草原畜牧业由数量增长型向个体增产型转化,积极建立牧区羊肉的地理品牌,并发挥其地理品牌效应,走高价位绿色羊肉品牌路线,以实现草地生态系统保护与牧业经济效益的双层目标。     

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以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为例,选取2009—2016年的相关日度价格数据,运用BEKK-GARCH模型考察了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但溢出程度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有差异。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弱,非主粮作物大豆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强,四个粮食品种现货对期货价格的溢出效应均较弱。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在调控粮食市场的思路和力度上对于主粮作物与非主粮作物存在较大差别,从而造成了四个粮食品种期货与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     

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对粮价波动的影响

利用1991~2013年我国小麦、稻谷和玉米三种主粮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粮食储备政策和粮食进出口政策对三种主粮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小麦和稻谷市场价格的波动在短期内受自身滞后项和价格支持政策的共同影响,长期受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最大,而储备政策和进出口政策对小麦和稻谷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玉米价格波动受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没有小麦和稻谷显著,自身价格波动在玉米市场价格波动中起主导作用,但储备政策和进出口政策对玉米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为显著。     

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分析

探索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短期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以期为稳定农民的市场预期,提高其生产积极性提供参考。在对国内外大米市场价格波动分析的基础上,以2006年1月-2010年12月的中国大米市场价格周指数为样本,采用TARCH类模型,分析了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的周期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米市场价格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其波动具有集簇性、非对称性、记忆性和持续性。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和相关主体可根据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下期的大米市场价格进行预测,密切关注价格上行趋势,采取相应措施减缓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短期剧烈波动。     

信息交流、认证知识与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

食品安全认证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山东省济南等城市的实地调查,研究了消费者对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等安全食品的信任评价,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特征、认证知识和信息交流对消费者信任影响显著,且信任对购买意愿的积极影响得以验证,但食品安全意识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消费者认证知识,可有效提升消费者信任.     

劳动力价格上涨与稻谷生产技术效率

基于2001—2017年中国稻谷主产区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价格对稻谷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倒逼效应”和“累积效应”。研究发现,稻谷主产区平均生产技术效率较高,达到0.8385,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农村劳动力价格与稻谷生产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由于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倒逼效应”,平原地区劳动力价格对稻谷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由于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累积效应”,相比前期,后期累计形成的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对稻谷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在农村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中,应重视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保障粮食安全。     

有机粮食的消费者质量安全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郑州市381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河南郑州市381份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安全的关注和信任程度分别为59%和25%,进一步运用主成分回归法分析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安全关注和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机粮食行业发展有巨大潜力,具有更多生活经验和知识的消费者以及对有机食品了解越多的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关注程度及信任程度也就越高;价格是影响有机粮食销售的重要因素;现有的有机粮食的营销方式和消费渠道,降低了消费者对有机粮食质量的信任程度;口碑对信任程度有重要的影响,相关职能部门认证的公信力有待提高。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湖南省为例,根据1995—2010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与农民收入之间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对农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系数达0.8,影响系数为4.147 259,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在深入分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形成机制、拓宽粮食收购渠道、健全农业生产资料限价、农业补贴机制等政策建议。     

粮食政策市场化改革与浙江农作物生产反应:价格、风险和定购

基于诺罗夫局部调整模型,采用1991-2002年浙江省10个地市的"时序--截面"数据,就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浙江早稻、晚稻、大麦、小麦、棉花和油菜籽等六种农作物生产对产品价格、经营风险和粮食收购定额等因素的反应程度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农业生产者表现出相当的经济理性,产品价格对作物生产具有明显的正面效应,生产者行为对经营风险呈现显著的厌恶性反应.不断减少粮食定购尤其是2001年取消定购已对浙江粮食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棉花和油菜籽种植规模的扩大.此外,产品比价的变化也明显地影响作物种植关系,早稻与晚稻呈现较强的互促关系,油菜籽价格的提高将会减少大麦及小麦面积,棉花生产对稻谷价格提高呈反向变化.     

论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对居民的经济福利会产生影响。运用中国1995～2010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r＆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测度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粮食价格下跌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0．52％、0．32％和0．19％。而粮食价格上涨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一0．14％、一0．74％和一0．4％。基本结论是：粮价上涨,城镇居民福利损失,粮价下降,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由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等级增加而逐渐降低,粮食自价格弹性随收入增加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大于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通过完善价格补贴制度等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水平。     

闽台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比较研究

台湾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构建起步早,并逐步形成体系相对独立、功能互为补充、并行推动管理的4大认证产品,及其配套标准体系、管理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福建则以农业"三品"为重点,并逐步推行农产品可追溯制度。比较闽台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认证机构、管理机构和认证体系的发展特点,福建应重视对台湾认证标准的研究、消化和借鉴,规范认证机构管理并提高公信力,推进两岸安全管理机构合作,逐步与国际通用认证方式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