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虚脱":妨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但在我国目前 ,执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因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正常运转 ,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因其有“权”无力而无法完全履行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因受行政干预而无法释放能量 ,社会监督因投诉不畅、缺乏保障而难以发挥作用 ,这些方面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虚脱”,应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基层政策执行的双重逻辑:权威调控与政策理解——基于四地脱贫攻坚经验考察

基层政策执行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执行结果受中央权威调控和基层政府政策理解能力的双重影响。“刚性—高效”“柔性—有序”“助推—尽力”与“授权—应付”是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四种模式,而“权威调控—政策理解”是区分这四种模式的分析框架。以十八洞村、何斯路村、采山坪村、上河村四地脱贫攻坚经验为案例进行考察,总结政策执行类型可以发现：当中央权威调控程度较高时,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状态就呈现出刚性条件下的职能展示型和强力约束下的能力塑造型;反之则呈现出弱化监督下的完善自身型和柔性条件下的趋利避害型。从权威调控和政策理解的双重逻辑出发,上级政府通过因地制策、精准调控,强化政策调控能力;基层政府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信息沟通、获得目标群体支持等途径可以有效促进政策执行的效力。     

信息权力：理解基层政策执行扭曲的一个视角——以A市中街城管执法为例

“街头官僚”同时承担政策执行者和信息传递者的“双重角色”,但在“管理官僚”和“相对人”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其政策执行者的角色难以有效执行,从而出现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但在法制社会背景下,“街头官僚”扭曲执行政策有被问责的风险,出于理性人的避责考虑,“街头官僚”通过其在“管理官僚-街头官僚-相对人”信息传递结构中的信息传递者身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将该网络中心结构为其提供的信息资源优势变成“信息权力”,进而通过对信息资源再整理的方式制造出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以此具有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让“信息权力”能够越过制度而生存。在实践中,“信息权力”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信息权力”处于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外,存在滥用、影响国家法制建设和现代化治理等风险,因此需通过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方式进行管控。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过去,人民检察院作为检察监督机关对于民事诉讼的监督仅局限于审判阶段,而对其后续的执行程序未作具体规定,以致于构成检察监督的盲区,使得我国“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日趋严峻,民事执行权无法得到真正落实。理论界和实务界亦长期致力于克服这一难题,试图探索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2013年1月1日,新的《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首次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程序。本文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民事执行活动引入检察监督制度的现实需求、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构建路径等相关问题做简要的梳理分析,以期进一步加强民行检察监督职能,促进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农村低保政策“走样”及其整体性治理

以社会保障的实质性公平为基准,农村低保政策“走样”的机理在于：配额制主导的“社区瞄准”偏差和社会救助政策捆绑执行形成的福利叠加。基层政府以正式行政结构替代“简约治理”模式的整体性治理,有助于为低保审核提供统一标准,实现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程序性公平,但修正政策“走样”的中心工作机制因缺乏可持续性而无法维系社会有效性。为实现精准施保,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需要建立低保政策与专项社会救助政策之间的分类衔接机制,科学合理发挥村级组织的协助功能。     

我国3-6岁儿童保育政策工具选择倾向及影响——基于《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的主要政策文本分析

通过构建以政策工具类型和保育政策内容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分析《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颁布以 来的有关3-6岁儿童保育政策的 18 项主要政策文本。研究发现，保育政策工具在二个维度存在保育政策工具运用类型单一、 保育政策工具无法体现国家政策导向的问题，从而在对儿童个体发展、学前教育的“保”和“育”三个方面影响儿童保育的质 量。在后续保育政策制订与执行中，以“结构优化”，奠定保育政策工具的科学基础；发挥“系统引领”，明确保育政策发展的价 值定位；落实“执行效率”，推动保育政策实践的服务升级。     

论我国死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死刑执行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具体包括行刑前监督、行刑中监督和行刑后监督。对死刑执行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利于保障死刑罪犯的合法权利;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正义。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鸦片战争前夕英方对华“沉默政策”析

本文对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一度施行过的“沉默政策”进行了探讨,介绍了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着重分析了这一政策的成因,并对这一政策因当时广州口岸英国“自由商人”的反对而归于终结的状况进行了说明     

试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人大监督

人大对政府执行政策的行为实施监督是其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能。但现阶段我国人大对公共政策执行活动的监督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而不能有效发挥其监督功效。因此，可以从强化人大代表的监督意识；理顺关系，强化人大监督功能；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完善人大监督的法制建设以及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农村环境政策“空转”及其矫正 ——基于模糊—冲突的分析框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不能真正根本性的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检察监督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而检察院首先应当对“法官思想型执行难”进行监督。     

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在“有效执行”成为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的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却暴露出诸多弊端。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扩大执行主体范围、吸收基层执行人员参与政策制定、提高执行机构设置的灵活性、丰富执行方式和完善执行监督体制等途径,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现状及其制度改革

当前,在民事诉讼中“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检察监督又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其原因一是部分执行主体人员的品德素质低下或主观上法律意识淡薄,二是当前执法环境和有关制度的制约所造成。为改变这种现状。维护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责无旁贷,且切实可行。为此,必须在民事执行监督制度上进行改革．明确民事执行监督的重点,规定监督的条件、权限和方式。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消解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是廉政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廉政政策执行失真,保证廉政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化解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难题,需要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责任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方式加以解决。     

略论市场经济下公共政策的执行──兼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政策执行对完成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政策和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得好坏决定了政策实施的程度和范围，政策执行过程及其后果是检验政策正确程度的主要途径和后继政策制定的依据。文章对目前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的替换性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附加性的“土政策”、选择性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象征性的“阳奉阴违”、敷衍性的“虎头蛇尾”等等错误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措施。     

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执行碎片化”研究——以城管执法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管的权力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内部视角,发现在基层行政权力不可替代的情况下,由于受到传统“碎片化政府”下的结构惯性、具有制度供给不足和单向依赖的依附性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权力执行中的配合,这使得本应互相配合统一使用的基层行政权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状态,致使大量行政权力难以有效使用。受到权力执行碎片化影响,国家对单个部门资源投入的增加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只能导致内卷化问题。为此,应该通过治理结构和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改进,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性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保证既定政策目标得以实现以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目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制仍不完善,仍受多重因素制约而不能有效发挥其监督功能。因此,可以从提高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和素质;增强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构建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制度保障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