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中国法律已就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基础建设、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做出了规定,但是在立法目的、立法技术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完善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需要从立法目的、立法模式、立法技术方面进行创新。     

慈善法背景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慈善法》史无前例地将信息公开作为法律的单独一部分,明确了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许多重要立法原则和内容,为我国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立法确立了一个纲领性文件。我国目前社会组织信息公开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信息公开主体没有做区分、信息公开对象不明确、信息公开途径不统一、信息公开内容参差不齐以及信息公开的评估主体不健全等,这要求我们必须健全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细分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内容或范围,建立健全政府的统一信息公开平台,建立多主体联动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信用记录制度和评估制度,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之检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三年多来,对作为灵魂和核心的立法目的,学界尚缺乏应有的检视。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我们发现其存在着权利界定不清、功能与目的不分以及表述不明等不足。应当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信息权以及信息公开请求权作为核心立法目的,在此指导下重新设计具体规则,以弥补条例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弊端,并为最终制定信息公开法提供思路。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探析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应对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不仅符合当前环境时代、信息时代与环境法制化时代的特征,而且是对可持续发展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国际趋势的响应.不管是对公众环境信息权的保护,还是对完善我国的环境管理与公众参与,完善我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当前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层级过低,不应停留在法规与规章上,而是应该上升到法律的层级.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也符合国际立法趋势.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可以选择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建立一部专门的<环境信息法>;二是在环境法中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制度地位.     

国际社会关于公共信息开放获取的认识与行动

公共信息是指政府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共利益而用公共资金生产、收集并原则上公开利用的信息.政府部门、图书馆和科学研究部门是公共信息的主要拥有者.公共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信息、图书馆信息资源以及科研成果信息都应向社会公众开放.政府应该在政策和立法上保证这种开放获取.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实证分析——以“羊城通”押金信息公开为例

为了解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状况，广州市情研究中心市情专项调研小组以“羊城通”押金的收支与监管为视角，对广州市的部分单位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整体呈现出规范、有序的局面，但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如何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现行立法对于公开原则和相关配套制度等规定的缺失是主要原因。为了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目标的实现，必须从确立公开原则、修改有关规定等方面加以完善。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任何政府都不可回避的实践难题,而政府信息公开则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消除谣言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法规虽然有重大突破,但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立法仍停留在效力较低的层面,缺乏专门的立法和相关配套法律,法律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操作性较低,在处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文章着力分析了现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的存在法律效力较低、配套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全面、准确以及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困境,并从提升立法位阶、完善相关配套立法、建设动态信息发布机制以及强化信息公开失职的追责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

在环境领域,公众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了解相关事务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意见,进而向政府提出,在诉求的表达与回应过程中实现磋商互动.本文拟在现有公众参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其现状、公众有效参与的评价标准以及目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时间、公开方式、公开内容的情况,探讨环境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广泛性、可接受性对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进而提出健全披露的刚性制度、运用多种公开方式、建立公开信息辅读制度以及明确细化信息公开范围等建议,以期形成较为健全和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为公众参与提供坚实的资讯支持.     

广州市政府信息资源增值服务研究

政府等公共部门在长期的行政与管理过程中制作、获得了海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重要的资源,蕴涵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2002年广州已经出台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进行增值开发利用十分必要。我们应研究广州市政府信息资源增值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政府档案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政府档案信息是政府信息的一种存在形式。政府档案除确定为国家秘密或其他不予公开的事项以外,政府档案信息都应该向外开放,档案馆应当成为政府信息开放的场所。为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法与档案法的协调,政府信息立法应该完成以下两个方面任务:一是修改档案法律法规;二是积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自古即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东邻日本即属于此东亚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字的起源问题1 ,亦均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 ,在日本即有“天孙降临”的典故 ,中国则有“徐福东渡”之传说 ,中日之间更有“同文同种”的说法。但迄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 ,从严密的科学角度考察 ,此类记载与传说有些是难以凭信的。至于日本人究竟起源如何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