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城镇化实践四题

城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包括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两个部分。新型城镇化的中国特色,是追求以人为核心、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完全城镇化,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与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的"三化"同步式城镇化,是统筹城乡、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双向共进式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宗旨是以破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手段,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发展目标是多维的,既有经济目标,更有社会目标、生态目标。从经济目标看,要激发投资、消费需求,发挥扩内需的巨大潜力,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结合;从社会目标看,重点是改善民生,提高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水平;从生态目标看,要着力保护生态环境,使新型城镇宜居乐业。     

县城: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前20年县城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作用突出,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镇化进程中的特大城市偏好日益明显。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县城城镇化的再度强调,这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引起各方的再度重视与审视。中国城镇化战略"从偏县城到偏城市再到突出县城"的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演化逻辑与必然性。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均已发生巨变,县城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关键空间布局,县城城镇化模式至少需要包含功能协调、区划设置、交通网络、公共设施、权利保障和治理能力六大支柱。     

乡村文明重构的空间正义之维

城镇化是一种空间化的再生产与重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式微与消隐。它不是单纯的城市建设,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城市"与"美丽乡村"的结合体。从正义维度分析,必须破解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单向度思考,高度重视城镇化的"空间正义",警惕与遏制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导致对乡村文明的阉割,造成"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错位。要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做好社会与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协调统一,推进乡村文明重建。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特征和发展对策

中国城镇化发展在水平、速度、空间格局等方面区域差异显著.与此同时,东、中、东北、西北、西南五大区域自身的地理、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完全不同.因此,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化质量.东北地区要注意提高主要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中部地区要着力打造城市群和城市圈.注意城乡统筹发展.西北地区要促进人口向城市主要是大城市集中,同时注意能源城市和边贸城市建设.西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地区在少量的城市密集区,对于边缘区域要大力发展特色城镇.     

论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目前处于中级阶段,也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从全国来看,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加速发展的中级阶段;从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城市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已处于中级阶段,个别地区已跨入比较成熟的高级阶段;从西部地区和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看,城镇化尚处于低速增长的初级阶段。     

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快速扩张的动力已趋弱,城镇化是拉动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资源、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进入以质量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城镇化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为此,应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城市品质建设、建设特色小城镇以及培育新型农民等途径来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困境与重建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所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共存,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重政绩指标轻公共利益、重行政方式轻社会参与、维稳大于维权等。公共性的生长环境、现有制度的技术理性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都是制约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重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价值导向回归公共性;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培育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共同治理;完善参与机制,保障多元治理的长效性。     

中国城镇化功能与城乡关系的演变

论述了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程,从功能性方面将中国城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是城镇化作为政策工具阶段,城镇化成为政府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第三阶段为城镇化起到政策工具作用的阶段,城镇化被动起到政策工具的作用,对城市的发展和缓解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     

政协提案:关于完善智慧型城市政府公共平台的建议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城镇数量显著增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镇规模持续扩张。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至2013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3.37%,城镇化经济蒸蒸日上,城镇化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城市人口快速增加的背景下,城     

中国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自然过程和市场过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是经济有限供给与社会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城镇化发展成就斐然,但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导致城镇化存在质量危机。城镇化数量与城镇化质量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城镇化质量是城镇化过程与城镇化结果的统一,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城镇化与产业的互动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把实现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协调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必须探索新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机制保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政府应通过制定战略与规划、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制度与政策、加强监督与管理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市场发展的不健全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与旧型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推动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上。政府是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者,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市场良好运行环境的维护者,在城镇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型城镇化中政府治理转型需要从转变理念、转变模式、转变方式、转变职能四个方面着手,实现由"发展"向"服务"、"一元"向"多元"、"主导"向"引导"、"全能"向"有限"的转型。     

“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管理的优化路径

正城市管理水平是城市文明程度、综合实力、整体品位的重要标志和直接体现。城市管理通过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及城市运行管理来具体实施,以三者之间的互动推动城市发展。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管理的变革方向由"物"本向"人"本转变。以往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结果使得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被人为割裂。因此,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管理必须实现由重"物"到重"人"的根本转变。除满足城市物质空间要素外,更要关注人的行为心理、不同社会阶     

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公共供求的视角

基于场域的公共供求视角,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嬗变清晰地反映出了国家治理的新需求。超越于既往的"抑制—补偿"思路,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改造、置换经年的乡村性,新一轮的城镇化在动力找寻、题域整合、资源供给、机制再造、空间重构以及绩效审视等方面,其引导式的城市性逻辑渐趋明朗。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这一大规模、持续性的公共选择过程,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新的型构思路、实践逻辑与塑铸作用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它呼唤深度根植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内生规定性展开均衡化的现代性国家建构。为此,回应性地选取国家治理的调适向度并拓展系统化的改革议程,至关重要。     

新型城镇化: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正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城镇化的浪潮,城镇化的水平已超过50%。预计到2020年,全球城镇化率将达到55%[1]。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09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共有设市城市655个,城镇化率达46.59%,城镇人口达到了62186万。预计到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将达50%,205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将达75%[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75%,城镇人口由1.72亿增加到6.91亿,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     

加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水平的基本状况是制定城镇化战略、政策措施及其方针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总的判断框架是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制约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1.0-1.5个百分点为宜.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

从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两个视角理解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特征,发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土地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空间上有明显的跳跃性、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等。可将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区分为七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性及灵活性,但如何更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促进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以实现城市增长的公平正义,亦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城市具备城乡融合发展的承载力吗?——来自100个地级市的证据

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精准脱贫扶贫的路径之一。理论上,城市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端。然而城市是否具备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承载力?论文选取10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承载、资源承载、财政保障能力和城市未来发展潜力四个层面构建城市承载力测算体系;从生产要素、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五个维度构建衡量城乡融合度指标体系,运用RAGA-PPC(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对二者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保障能力以及城市未来发展潜力对城市承载力有较强的制约作用,承载力较高的城市多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经济融合和公共服务融合是影响城乡融合水平的主要因素,其区域特征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为精准施策,以城市承载力评价值0.5、城乡融合绩效综合评价值2.7为坐标原点,建立虚拟战略坐标,将城乡融合发展的城市进行类型划分为:示范型城市、潜力型城市、更新型城市、特别关注型城市。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城乡融合的区域态势,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诉求,因城施策的政策着力点为:示范型城市加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真正实现城乡共建共兴共享;潜力型城市通过城"拉"乡"强"双向发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更新型城市以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为着力点,培育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特别关注型城市以制度创新提高城乡融合发展的效果。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

目前我国城镇化研究多关注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从新增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认识,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发现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之后,由城镇地域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占据很大比重,而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较低,且持续下降。未来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代替通过"撤村并居"扩大城市面积,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对此,应推动城镇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降低居住市民化成本,实现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有效结合。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趋势

我国很早就有城市的雏形,然而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与限制,新中国成立前根本谈不上城镇化发展,只是少数城市的畸形繁荣。按照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动力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镇化发展大致分为五个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表现出六大特点：城镇化发展波浪起伏,城镇化发展落后于世界水平,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早期以中小城市为主,城镇化发展以政府推动为动力,城镇化发展区域不平衡。运用相关模型预测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