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原则:民主治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全球治理挑战。为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 ,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 ;全球民主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述 ,以阐明民主治理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竞合格局中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梳理出“一带一路”治理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治理模式——蓝海全球化与陆路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能输出的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进行产业对接和生产要素资源整合.从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TPP和TTIP导致中国依托海路的“资源—加工—消费”模式的蓝海全球化受阻,而陆路全球化经过中亚和中东欧,直通欧洲,北接俄罗斯,南下海湾地区,将会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层面,文章提出了构建大区域竞合格局、分层次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经济转型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重视并应对经济周期,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建立产融互动布局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搭建智库平台与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以及在政策层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产业布局等.     

国际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 ,环境、人口、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疾病传播等原本属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内容 ,日渐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在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借助国际政府组织等在全球范围进行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就成为必然。但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组织在克服民主赤字 ,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 ,同时 ,还要谨防一些大国借助全球治理理论 ,侵犯别国主权 ,干涉别国内政     

当代西方研究: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主持人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全球治理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理论,而且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一个极其紧迫的实践问题,摆上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政治家关注的重要议事日程。有鉴于此,本专栏组约了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全球治理的重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等     

民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地理空间问题

国家转型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抽象利益叠加诉诸于政治权力主体,而国家利益外溢和全球化的深入“呼唤”着治理空间的转向。从国内层面来看,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政治地理空间的社会属性,深入探讨空间生产带来的正义问题、权力—权利问题、秩序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性和精准性的本质要求。从国际层面再看,国家发展应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吸取外部先进经验,更要参与构建世界体系,贡献本国世界治理方案,不断适应国家利益形态的空间转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地理空间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中东地区与全球治理：“地区化”全球治理

从20世纪30年代被迫加入殖民全球化之后,中东地区的地区政治、安全关系被深刻卷入了国际体系,并深刻受到跨国因素,尤其是全球因素的影响。二战结束至今,中东地区因为频繁的地区冲突、贫困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薄弱环节,也落后于东亚等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地区治理。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治理网络既包括全球层面的联合国系统、美国试图领导的美国“帝权”下的治理,也包括欧盟在中东的合作伙伴计划和海合会的治理实践,但这些治理模式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要更好地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治理,需要根据全球治理的合作实质,以及依靠合作网络来进行管理,把全球治理中的中东难题“地区化”。     

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力使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这两股方向相反的全球浪潮兴起,并构成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但是,民族国家的自私性,使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变成为维护最强大国家利益的工具,因而无法实现全球的“善治”。这样,全球“风险社会”就为全球社会运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层次而发挥相应的功能提供了可能。但是,全球社会运动毕竟是国际环境中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因此,全球社会运动的治理功能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退出主义”导致的全球治理 话语权变化以及中国的机遇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存续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聚焦点。特朗普主政后,凭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超然”地位,肆意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退出主义”是其在“绝对霸权”减弱背景下作出的外交战略选择,延续美国“孤立主义”历史传统,暴露了“美国优先”的国家思维。从长时间轴来看,美国外交收缩必然会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迎来全球治理体系重新建构的机会,助力全球治理体系从“竞争型”转向“合作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与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解决全球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的战略设计需要在平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多重战略,同时积极寻求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     

“和谐世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思维

"和谐世界"理论是在全球化发展和国际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在全球治理实践过程中运用创新思维的结晶。该理论倡导和谐的安全观、发展观、文化观、治理观,并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它是全球治理的中国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提炼,也是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补充和改进。"和谐世界"理论有利于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建设一个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自由、公正、平等、包容的和谐世界。     

全球治理研究前沿分析

以1996—2012年间全球治理CSSCI文献为数据样本,采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与国际新兴科学知识图谱中的关键词共词分析方法,并基于Girvan-Newman算法的聚类分析方法,分别从文献年度、主要期刊、高产作者、高频关键词、热点领域分布等方面对国内全球治理主题文献进行研究,得到分析结果为全球治理主题文献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发展态势,《世界经济与政治》和《现代国际关系》是载文最多的两本期刊,庞中英、俞可平和吴志成等是高产作者,全球治理、民族国家和经济全球化等是高频关键词,热点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全球化和非政府组织等9个。     

新时代全球治理多元主体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面对持续时间久、牵连国家多、涉及范围广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随之凸显。时代的浪潮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和个人等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幕前,它们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趋势势不可当。     

智库全球治理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并对中、美、英三国智库的全球治理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智库与国家各自作为施动者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智库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从而形成全球治理的结构。这一全球治理结构即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共有观念,建构了全球治理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影响其行为,进而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智库一方面生产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的舆论传播和跨国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形成。“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具体分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舆论影响力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三个维度。     

全球化、治理失效与社会安全

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与社会经济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面临的社会安全问题与许多国家并不相同。2003年突然而至的SARS危机突显了在全球化时代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及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结构的根本缺陷。因此,如何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在维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更多的治理主体,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互补性的互增强治理网络,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就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重构全球治理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紧迫,全球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全球竞赛规则。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间必须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全球性议题强调团结合作、社会公平、民主和政策有效性。这四个方面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属性与充分治理的标准。全球治理的推动力主要是指脆弱的全球结构、华盛顿一揽子政策(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安全议程)和当代地缘政治分布的新兴体系。然而,国际机制急需改革,决策者与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对称性与和谐性受到挑战。若要克服全球治理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并协调国家集体行动、强化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发展多边规则与程序。当然,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问题亦不容忽视。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今天 ,全球治理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不仅包括已有着充分讨论的“白搭车”、相对收益等问题 ,还包括卢梭所论说的“猎鹿困境”。对全球治理而言 ,卢梭“猎鹿困境”暗示了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下 ,集体协议遭到不受制裁的违背的极大可能 ,其伦理原因在于“自我保存伦理”与“自我超越伦理”的根本冲突。在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无论是高政治还是低政治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猎鹿困境” ,个别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保护努力受挫等仅是冰山一角。因而 ,要超越“猎鹿困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 ,伦理上需要确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 ,而在制度上则需实现由等级式治理向网络式治理的转变     

全球实验主义治理:内涵、价值与挑战

近年来,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实验主义这一新治理模式。实验主义治理主要包括设立框架目标,基层单位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实践者定期汇报并实施同行评议,进而对框架目标定期修订。协商性、非正式性及多层次政策制定是其基本特征。当前,实验主义治理不仅在欧盟大行其道,也很快应用于美国的全球治理实践中,是反全球化背景下美欧应对治理失灵、维护美欧利益的重要工具。本质上,实验主义治理是西方国家应对国际体系变革、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就未来而言,通过框定目标、监督履行和地方实践的实验主义治理与基于主权、国家间政治和正式法律的传统全球治理将共同存在,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