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构建呈现出公共性、层次性和作用领域多元性等不同以往的特点.中国正通过参与和构建不同的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参与和构建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过程中,要注重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保障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路径选择上,应积极加强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执法协作,进一步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中国海警局应在中国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影响国际政治演进的社会因素——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

全球化的发展为国际政治的演进注入了许多新变量,其中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具有深远意义,它反映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日益上升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超越和发展,其行动者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事务,已成为除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外的一支新生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将对国际政治的运行构成某种制约,影响国际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尽管全球公民社会还很不成熟,但它在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方面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需要积极处理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会议外交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考

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大型会议为代表的国际会议外交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文章梳理了全球卫生治理中会议外交的两方面体现,一是以国际会议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二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并进一步归纳了会议外交促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包括多次会议促成了全球卫生安全的国际规则《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历经多年会议磋商促成了全球人口覆盖范围广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外交工作和健康中国战略有了明确表述,由此需要卫生与外交工作者审时度势、认清角色,通过会议外交表明态度,并以全球卫生会议外交为起点,促进国内立法接续。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论当代治国理政战略创新

国际形势与国内状况变化情势下,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指向、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依托"四个全面"为战略重点的内部治理、以构建新型的全球治理国际战略为保障的新战略谋划,这为中国发展搭建新的起飞平台.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模式已进入"深度全球治理"的更高层次。深度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治理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反映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一度失衡的权利义务进行纠正的努力。如何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切实提高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入全球治理核心权力圈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全球市民社会的内在困境分析

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从长远来看,以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为重要依托的全球治理将会成为传统国家中心治理结构最有力的挑战者.然而,当前"全球市民社会"的培育处于重重困境.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明显差异;其次,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问题相互联动,极其复杂;再次,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人们对全球市民社会能否真正发挥其作用心存疑虑.     

规则挑战还是体系建设?——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欧美学界认知与解析

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欧美学界从角色界定、行为认知、政策因应等维度对中国全球治理观展开了深入分析。一方面，欧美学界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挑战者，以选择性的方式从国际社会受益并拓展话语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格局中的新型角色，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中国自身也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并不会对现行国际秩序形成冲击。总体来看，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既充斥着负面评价，也蕴含着理性分析，更有服务于欧美对华竞争的价值导向。积极应对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是未来中国提升外交影响力、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途径。     

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虽然已经开始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治理规则的确立、组织的构建、行为方式的设计等进程,但是在国际社会仍然经常被误解和猜忌。全球治理中国话语的缺失,除了中国自身强大所造成的压力之外,关键在于中国仍然面临着话语表达不够充分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中国有必要在公共外交能力建设、观念建设领域提升自身的意识和水平,从而以更好的形象、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际治理的规划、建设之中,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也更有力地推进国际社会的公正化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