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父母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

对８９５名初中阶段的城乡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施以“父母教育方式评定量表”,考察两类被试所报告的父母教育方式可能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１）城乡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均显著多于非独生子女;２）城市父母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的差异比农村父母更显著;３）母亲对独生子女的过干涉过保护高于非独生子女,这种差异在城市青少年母亲中更为显著;４）农村青少年的父亲对独生子女的过干涉高于对非独生子女,但在城市这一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代际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宋健、黄菲在《人口研究》2011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代际互动"的论文。作者从子女视角出发,针对独生子女属性和生命历程状态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开始逐渐步入人生轨迹的青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代际互动关系。     

城市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阶段划分与特征

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将城市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子女依赖期,是从独生子女离开家庭开始到父母退休为止.这一阶段独生子女在情感上与父母交流较多、在经济上依赖于父母.第二阶段为子女独立期,是以独生子女成立定位家庭和父母退休为起始.此阶段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依赖增多,子女在经济和生活照料上对父辈仍有一定的依赖.第三阶段为父母依赖期,此阶段的特征是父母成为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经济供给和情感交流上都依赖于子女.     

构建和谐互动的＂隔代教育＂模式——走进沪上第一家孙辈教育研修班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对于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些阶段的人而言可能并不陌生,如今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孙辈教育。顾名思义,孙辈教育就是祖辈对孙辈们的教育。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渐渐步入为人父母的行列,第二代独生子女开始走进幼儿园、小学,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于是“隔代教育”问题便慢慢浮出了水面。     

开办“独生父母学校”有必要,也有难度

未来10年,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的新家庭将超千万,怎样帮助他们更好地教育孩子?1月10日,民进沈阳市委员会提出建议,开办独生父母学校,向他们传授教     

“空巢”现象逼近中年家庭

独生子女去外地求学、参军或工作,父母倍感失落、焦虑……以往在中国老年家庭才有的"空巢"现象,目前正在逼近城市的中年家庭。     

社会化与个性化——独生幼儿教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

社会化与个性化——独生幼儿教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李逢超王晓帆一在当今中国３．２亿个家庭中，有２０．７２％为独生子女家庭①，一代独生子女的发展和教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关于独生子女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化的过程贯穿人的一生...     

城市新型养老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的发展,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日益凸显,独生子女所承担的养老任务更为艰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家支持、老人以及独生子女积极参与和配合的新型城市养老模式.     

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教育模式

一、独生子女问题的根源在于不良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独生子女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其人数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一些国家的独生子女数已超过儿童总数的30%至40%。中国自1979年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到1997年,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5800万,全国30%以上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新兴的独生     

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

通过理论梳理和史料分析,独生子女政策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政党或某些精英的所为,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政策旨在对国家的人口进行计划控制,这种试图使人口变化遵循人类计划的努力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逻辑,因此,现代性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源;第二,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成的对科学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也是独生子女政策获得精英和普通民众支持的动力来源,独生子女政策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在科学的名义之下;精英们之所以相信独生子女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掌握了使人口清晰化的人口统计技术和对人们的微观生育过程实施控制的避孕节育医学技术。     

独生儿童的认知与个性发展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逐步深入,特别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独生子女在儿童中的比例也急剧增长。目前城市幼儿园(3—6岁)的儿童98％是来自独生儿童家庭,小学低年级(6—9岁)和高年级(9—12岁)儿童,分别为90％和70％是来自独生儿童家庭。我国独生子女的研究随此相继开始,但对独生子女的智力、成就,尤其是个性品质尚没有一致和明确的结论。北京师范大学     

“海外独生军团”,堪忧!

走在西方国家的街头,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脸庞。他们是出国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暂且将他们称作“海外独生军团”。 这些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家中的独生子女。他们有高中毕业证书,没有接受或仅仅接受很短期的高等教育便依靠家中的支持,跨出了国门。20出头的年纪,在老外看来,他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人,而在中国父母眼中,他们还是毫无社会经验的孩子。 “海外独生军团”能不能适应国外的环境?从笔者碰到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例来看,他们其实还是很让人捏一把汗的。     

中国独生代强迫性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强迫性消费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消费行为,是消费者难以抑制的重复性购买,并且会困扰个人或他人。基于年轻人更容易强迫性购物这一观点,以我国独生代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年轻一代强迫性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同龄人、大众媒体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独生代强迫性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独生代的自尊水平与强迫性消费负相关;并且,同龄人对独生代强迫性消费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大众媒体,而后是物质主义价值观,最后是自尊水平。此外,性别、消费支出作为协变量对独生代强迫性消费也具有显著影响,但家庭结构不会对强迫性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最后得出本次研究的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进城务工人员生活观的代际差异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促进中国城市建设,推动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一群体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开始了代际更替,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等都是存在差异的,也就使得他们在生活观上也具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二代农民工更加的开放,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     

子代支持对养老担心问题的影响——基于2015年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调查

文章利用2015年5省市调查数据,对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担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近一半独生子女父母担心自己的养老生活,大多数最担心照料和经济来源问题,只有少数最担心孤独寂寞.子代支持对父母养老担心度有着重要影响,子代经济支持越多、居住距离越近,父母的养老担心度越低.独生子女不同性别、婚配情境下,各类支持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     

独生子女父母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市老年独生子女父母调查的Ordinal回归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上海市"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状况与需求调查"的原始数据,在进行独生子女父母再就业意愿和父母个人特征、子女特征双变量统计的基础上,以Ordinal回归检验实证分析影响独生子女父母再就业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父母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是影响他们再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子女婚姻状况也显著影响父母再就业意愿,但考虑子女特征时,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再显著。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三口家庭。随着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结婚成家,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父母迈入老年,其独特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使得他们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从养老的角度来看,国家近年大力推行的“二胎政策”也是为了相对缓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压力。在此大背景下,本文基于CGSS2013年综合调查数据,以城市独生子女父母为调查对象,对其“养老主要由自己负责”以及“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两种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这些问题对我国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养老困境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异地医保：儿女尽孝的一道坎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将陆续进入退休年龄,而儿女养老既是中国传统孝道观的需要,也是中国特有家庭文化的情感载体。如今,儿女们想尽孝,冰冷的政策却横在了面前。日前,大连日报记者就此做了实地调查。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比较研究

通过调查在校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分析了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体育消费、生活水平和自我身体形象三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大学独生子女的体育消费水平远高于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的自我身体形象要好于独生子女;两个群体在健康状况方面的显著性差别已经消失,但大学生的总体体质有待于提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使用教育部直属A大学的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以1 107名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重点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2)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父母参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