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     

消费的解放与意义的追寻——作为自我实践的消费如何可能

在匮乏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束缚于“需要”的满足。随着自由支配收入和自由时间的增长,消费如果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就可能摆脱被束缚的状态而获得解放。解放了的消费要面对的不再是“如何活”,而是“为什么活”,也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消费活动将成为一种以自我实现为取向的自我实践。这种实践活动不再是功利性或工具性的,而是以活动自身为目的的;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全面而丰富的;不再是刻板化的,而是个性化的。并且在这种自我实践中,消费和生产不再呈现为分离的两端,而是合而为一。以自我实现为取向的、作为自我实践的消费活动,只有在相互给予承认的主体间协作关系中,也即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展开和实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新主体性”文学管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联邦德国文坛出现的“新主体性”文学,是一个有其历史特殊性的文学现象。它强调作家的自我、主观、经验、亲历、亲身或参与性,是对60年代文学“政治化”潮流的一定层面反拨,是理想失落后对关注、反映、表现、寻求自我的“饥渴”的弥补,但也并非自动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放弃,而是带有新的信息、内涵与特征。反思或认同,人生或历史,体验或追求,感知或希冀,“新主体性”文学的边界是模糊和流动的。所撷取的代表性作品表明,个人与社会,文学与政治,自我语言与公共语言,知识分子精神困惑与知识分子精神守望,牵牵连连,难分难解。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主体的内生动力

践行主体的内生动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力系统具有基础性作用，内生动力主要是由自我意识动力、需要动力、主体性能动力构成的。践行主体的自我意识中存着“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使自我意识动力成为内生动力；需要的满足性和无限性的特点，使需要动力成为内生动力；主体性能动力使自我意识动力和需要动力所形成的“潜能”和“趋向”转化为现实动力，成为践行主体的本质力量。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评霍克斯小说《维斯尔杰克特》中语言、文本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文章论述了德里达的两个术语“延异”和“播撒”在霍克斯小说中实现词汇、文本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所起的作用,表明霍克斯与德里达在理论上的相似性;指出霍克斯在开放的后现代主义文本中玩弄语言游戏,创造了自我指涉性的、语言为主角的文本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物,同时也指出这样的作品留给读者以空间和时间去重新审视和严肃思考文本中所描述的人和事。     

论道家的"天人一体"观

“天人一体”的观念主要来自于道家。道家所理解的“天”有“外在之天”和“内在之天”两个层面的含义。“外在之天”指大自然，它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不可战胜性，人在它面前只能陷入不可解脱的悲剧；“内在之天”指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源于大自然。因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与大自然具有同一性。“天人一体”就是要求人们充分认识自我的“内在之天”，即认识自我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做到从精神上向自然回归，与“天”合一，从而化解同“外在之天”的矛盾，使自我从现实困境中解脱出来。这种观念贯彻在道家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梅洛-庞蒂的实践自我意识——《知觉现象学》中的基础主体性理论

意义与规范性关系问题是当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共同关注的核心哲学论题之一。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不仅把原初的意义规范界定为前对象的“世界风格”,而且最终把意义规范性之根源建立在其独创的具身化先验主体性中。通过分析梅洛-庞蒂具体化实践自我意识的内在意识结构，本文试图阐明具身化先验主体性作为前对象规范性先验终极根源的含义。我们将展示，梅洛-庞蒂的具体化实践自我意识不仅包含主体性自我对自身生命自由的自我断定，而且还要通过主体性自我的“世界筹划”把自由生命的无限自我超越纳入意识的确定内容之中。由此，世界的规范性成为先验主体性的内在构成条件。在梅洛-庞蒂的先验现象学中，作为前对象规范性根源的先验主体性并不是世界意义的先天构建者，而是世界规范性的回应者。     

2O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的演变

20世纪中国诗歌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和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美学风貌,是基于两种相互冲突、相互借鉴的语言观———工具论和本体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实现程度。在当下的复杂语境中,诗歌语言如何在自我指涉和外在指涉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重建现代汉语诗歌的价值维度,成了决定新世纪诗歌走向的关键所在。     

认知主体的自我理解与道德主体间的自我认同——兼论伦理学由单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视域转换

意识哲学的个体概念以认知主体的自我关系为出发点,所得到的自我理解只能是被他者对象化的"客我",真正的自我需要从主体间性的维度去考察。因为只有在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关系中,道德主体间的彼此确证与相互认同才是可能的,由此带来伦理视域由单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不再是"我如何能过上良善的生活",而是"我们如何能合理地生活在一起",即道德主体间怎样才能得到相互协调与充分发展。     

新疆当代文学笔谈：逃遁与追寻——从红柯《莫合烟》看小说中“兵团二代”身份认同

红柯小说《莫合烟》在描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特殊政治体制下两代人不同的理想与体悟,以及复杂的社会情感内涵的过程中,将“兵团二代”所面对来自父辈的集体记忆和来自现实的冲突进行强化,并通过“前妻”角色的多重指涉性设置,使“我”在对父辈身份的逃遁与追寻过程中,展开了小说中对“兵团二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追问。     

列维纳斯的主体性反思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题,主体性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主体实体化到主体性反思的历程。在主体性反思的阶段,休谟、康德以及法国的结构主义者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列维纳斯从存在论角度阐释的主体性反思往往被忽略。列维纳斯运用存在、时间等概念阐释了存在只能置放于主体意识的瞬间,在瞬间中获得肯定性的真正存在。然而这种通过意识置放的存在也陷入了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因为主体、存在、瞬间的结合建构了自身指涉的同一性,限制了主体、存在外在化的可能,因此列维纳斯通过存在论层面的主体性反思揭示出了主体性存在论的局限性,提出要走向他者。     

夏目漱石《心》中K的主体性反思

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K的“真实自我”成为“理想自我”的祭品,标志着K以极端个人主义的方式确立主体性的实践归于失败。夏目漱石提倡充满浓厚伦理色彩的“道义上的个人主义”主体,而K的主体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包含交互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实践中必然遭到失败。夏目漱石借由《心》中K的形象塑造,批判了近代日本社会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囫囵吞枣、盲目仿效,这对当前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文学典型”学说是建立在文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的基础上,认为文学通过语言这种媒介可以忠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学说更是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中的命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对文学社会属性和价值功能的一种界定和把握.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以文本代替作品,把文学当做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我指涉,割断文本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关系,使得文学典型学说受到冲击和挑战.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关于历史发展、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等论说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马恩的典型学说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后现代视野下的戏仿研究——兼谈琳达·哈琴的后现代戏仿观

戏仿是后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艺术手法,也是理解和评价整个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后现代戏仿跟传统戏仿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戏＂或＂仿＂,而是一种保持批判距离的重复;它不是现代主义戏仿那种单纯的文本自我指涉,而是在看似内向的形式下使文本再次面向世界;它也非詹姆逊所批评的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拼贴游戏,而是在戏仿历史的同时,将历史观念本身问题化,进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批判。     

ipseity的限度:评利科对主体性的非自我论辩护

在休谟和康德之后,主体性在理论哲学上得到辩护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在这种背景中,利科对于主体性的辩护是一种重要的尝试,它在从笛卡尔、康德直到胡塞尔的对主体性的不同的阐发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之后,对主体性的可辩护性开辟了新的空间.尽管如此.利科诉诸ipseity的时于主体性的辩护采取的是一种非自我论的形式,这种辩护实际上表现出了对于自我的概念在历史上所受到的批评的过度的敏感,并因此而未能充分拓展他所诉诸的解释学策略所蕴含的解释空间.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洛莉塔》的后现代性阐释

本文将《洛莉塔》——这部显然称不上典范的后现代文学文本，置于西方近半个世纪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中，放在现代派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之中去考察。阐述了它的多意性，主人公之间象征式的结构，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否定，自我指涉和自我相悖式的情节与结构，机智幽默而多意的语言等等，这些都表现着一种后现代文学的精神特征，独特地实现了后现代的“颠覆”功能，因而可以说它也是后现代文学的开山力作之一。     

从胡塞尔拒绝“形而上学”看其严密科学构想

试图超越旧的“形而上学”传统是胡塞尔一贯的观点。西方学者一般依据这一观点．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因、而特别强调其现象学方法论研究。实际上，胡塞尔拒绝旧的“形而上学”，旨在建立其严密科学的现象学本体论。这种严密科学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主体性哲学，一种以“纯粹意识”，“纯粹自我”为基石的先验唯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