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

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江南城市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化氛围,为人们追求艺术化的生活和精神享受提供了现实可能.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艺术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各种社会条件;而都市艺术发展则促进了城市人文精神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城市的进步.     

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黄河文明为摇篮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母体的江南文化,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长江流域城市是长江文化特有的“容器”,沿线城市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最高发展“境界”。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中心的“经济化”和“人文化”,二是经济中心的“更经济化”和“更人文化”。江南城市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智慧,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

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唐五代江南城市修建了大量的园林。州级城市的子城筑起高楼,州衙按园林格局布置,建楼设圃,厅斋堂宇,亭榭楼阁,疏密相间,高低错落有致。苏州、湖州、杭州、金陵等城市,不但园林数量众多,而且建造技艺高超。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使城市布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扩展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江南城市大量兴造园林亭阁、开山凿池,是社会风尚的需要,同时和江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分不开,是江南经济发展的标志。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景象。唐朝建立后,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了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一部研究上古江南经济的拓荒之作--读《秦汉江南经济述略》

司马迁在论及江南社会经济时说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 ,“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此语既说明了江南从远古起就是一方风调雨顺的富庶土地 ,亦揭露出至司马迁作《史记》时 ,江南经济开发程度之低 ,生产和生活水平相对于中原发达地区不可同日而语。然何以如此 ,《史记》并无细言。中经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 ,由于江南人民的辛勤劳作、积极开发以及中央行政管辖的加强 ,江南经济状况大有改观 ,经济地位相应提高。但是 ,秦汉时期江南经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取得了什么成果 ,江南经济有何区域特色 ,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其他方面…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江苏首创建设扬子江创意城市群,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型创新和地域生产力结构优化的前瞻性探索,是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群”的必然担当,是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战略创新。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人文区位”价值空间的基础,即城市人文区位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江苏沿江八市以长江为“轴”和纽带,虽然隔江相望,但是都已经提出全面跨江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战略,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在地域生产结构和格局上,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沿江八市城市群中的两个“发展极”,形成了一个在空间区位上具有特殊优势、在文化地理空间又有共性——“江南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创意产业的“淬火”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关系,形成一个被发现、被创意和被整合创新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构筑高端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创意产业城市群。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从晚清苏州的商业变化看江南城市的开放格局

19世纪中期以前,以苏州为代表的古典江南城市大多表现为一种失衡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同时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城”和经济意义上的“市”的双重身份,而其“城”的份量不仅大于“市”的份量,且“市”的那部分明显附属于“城”的那部分。“市”虽曾一度昌盛,但总体上讲,“市”是因“城”而繁荣,因“城”而辉煌。大多数的商业活动都围绕着官府与地主官僚阶层的奢侈需要而表现出某种自给性和封闭性。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从一个边远滨海小县一跃而为一个华洋杂处工商繁盛的大都市,其经济辐射力随即就洞贯整个长江流域。江南城市很快便感受到这种辐…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形态探析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的工商业形态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官营商业和民营商业,流通商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互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商业和商品流通体系;手工业生产的主体由官营转向民营,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城市产业结构与城乡经济关系;服务业开始从工商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这些都意味着江南城市已由单纯的商品消费地转变为集生产、流通、消费于一体的商品经济中心,从中可以进一步明了此期城市形态的变革。     

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

金陵(南京)与广陵(扬州)同为对唐代文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城市,这在唐诗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在六朝末年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过渡为唐代广陵的繁华.以唐诗为观照点,可见出描写金陵与广陵的作品在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多方面的不同.诗作对两城的不同展示,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从金陵到广陵的文学演进,同时,这一典型的文化现象也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得以观察江南城市文化的变迁轨迹以及城市发展与诗歌表现的互动关系.     

江南文化的当代内涵及价值阐释

由于长三角城市群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区被规划的,在长三角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群的同时,其作为一个经济型城市群的后遗症也日益突出.城市群建设不只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发展.在这一复杂的巨型发展系统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科学的发展理念或文化枢纽,而长三角区域内历史形成的江南文化传统,无疑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文化发展而言,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江南文化研究是应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这一巨大的现实需要而兴起的一门新的经世之学,只有通过作为长三角地区传统联系机制的江南文化、特别是江南城市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创新,才能为长三角城市的一体化建设提供必需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归属.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迅速,与政府周密的管理措施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政府有专职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管理交易,控制物价,征收市税。政府在城市的公共事务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抑制作用。     

民国时期江南旅馆业与城市生活的现代化

民国时期,由于西方科技与工业文明的持续影响,江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网络与生活空间发生诸多变化.这当中,旅馆业的发展演变极具代表性.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江南城市的新式旅馆业空前兴盛,反映出城市生活中为人们提供食宿的服务业日趋现代化,并重塑了人们对公共服务业的崭新认识.     

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政权初探

〕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 ,历史上的中国 ,天然地划分为农耕区与游牧区。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也主要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这两大类型民族的统一。这两大类型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它们在历史上都相应地建立过政权。习惯上把由农耕民族建立的政权称为“中原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为主所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北方民族王朝”。北方民族王朝在政治上采用“二元制”,在经济上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互依存 ,在思想文化上相互影响、共同提高     

文化都市的历史源流与当代阐释

"文化都市"是都市文化学的一个新范畴。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城市不同,文化都市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新城市形态。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文化"与"都市"在历史上一直密不可分。一方面,大城市聚集的人口与财富直接刺激了城市文化功能的发展;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文化功能又不断地扩展到城市生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使原本主要倾向于实用目的的古代城市在城市结构、功能上发生变化,由此形成文化都市的古典形态与模式。都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当代都市的形态、结构、功能与性质,使城市文化功能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综合竞争力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尺度。以城市文化功能高度发达为基础和特征的文化都市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核心战略框架。     

农耕文明的早熟与中国古代国家政体

以农业生产为主干的生存条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农业民族文化,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早熟性及其发展途径有不同于其他文明实体的区域特色,很早就滋生出带有君主专制集权倾向的政治文化,于是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成就在这种积淀的文化传统与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