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吴伟业合论

止庵原名王进文，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３０多岁的“老文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年纪虽然不大，却沾惹了一身遗老气息。他的文字刻意地学周作人，拿枯槁充平淡，从笔端排出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絮语。在他的文字当中，见不到一丝一毫关于当下现实的思考、关于宇宙人生的哲思，当然，更没有少年的激昂与伟大灵魂的悲怆。不过，止庵的这种与灵魂无关的作文风格到的确引得那些没有心肝的文士的赞赏，他们从止庵的身上，看到了徒有辞赋之才的文丐阶级的美好前景；而正是这些全无心肝的东西，他们把周作人捧为了散文大师、思…     

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

人们论及李白对玄宗后期黑暗政治的批评时,常把对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的批判混同言之。如萧士赟论《远别离》云: 此诗大意谓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失其权则虽圣哲不能保其社稷、 妻子,其祸有必至之势。诗之作,其在天宝之末乎?……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 兵权卒归于禄山、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 爱君忧国之志。 萧氏关于全诗主旨是“无借人国柄”的理解,确属有见。但笼统地说“国权卒归于林甫、国忠”云云,则尚嫌缺少分析;说诗作于天宝之末,也还不够准确。综观太白诗文,可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

宏放渊深、隐晦曲折是阮籍《咏怀》诗的主要特点,也是后世理解其诗旨趣的重大障碍。晋来时期的颜延之,既是博览群书的宿儒,又距阮籍生活的曹魏后期较近,他注释《咏怀》诗也只限于其中的一些词语和典故,不敢妄言寄托幽旨。所以钟殊《诗品上》说,《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恰言其志”。齐梁文坛巨子沈约注阮诗,亦未阐幽显微,发明厥旨。直至唐初,李善仍云：“《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此,他注阮诗也只能“粗明大意,略其幽旨”。（见《文…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     

试论阮籍《咏怀诗》与当代朦胧诗

刘宋时代的颜延之说,阮籍的《咏怀诗》“难以情测”,钟嵘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唐代的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因兹发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可见,对阮籍的《咏怀诗》,不要说我们读不懂,就是距他很近的人也莫明其妙。千百年来,对《咏怀诗》的理解,不少人都是在猜谜。     

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简说唐代的“宫怨诗”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都长安(今西安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以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为中心的三大宫殿群坐落城内,这些富丽堂皇的龙宫宝殿,既是唐王朝政治活动的中心,又是最高统治者皇帝荒淫享乐的场所。在这里,统治全国近三百年的唐代二十一个皇帝,为了满足他们的淫欲和供他们役使,和其他封建王朝的国君一样,以“至高无上”的特权,霸占了数以万计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唐会要》卷七说,唐高祖李渊时,仅放出的宫女就有三千多;又说,太宗李世民时,后宫里“无用宫人,动有数万”;《旧唐书·后妃传》载,玄宗李隆基在武惠妃死后,“后庭数千,无可意者”;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古今论者持说不一,对其系年亦有异.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太白入月”之月并非论者所理解的月亮,而为昴宿的月星,“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太白入月”之“敌可摧”的占验,与“太白入昴”之“不利胡王”、“当杀胡王”的占验亦相合.而且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故此诗很可能是寓有时事的本事诗.再结合此天象发生的时间、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前后心境的三次转变、此诗所流露的心态,可系此诗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     

李白《赠汪伦》诗中的汪伦是农民吗?

天宝十四载(755)李白踏上金陵古道,来从宣城漫游桃花潭(今安徽泾县境内),时作《赠汪伦》一诗;因汪伦是“农民”,更为当今论李者所珍重,多撰文列说称颂李白的“平民性”。“今考南宋杨齐贤旧注:“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酿美酒以待白……”;清王琦注本有录唐汝询曰:“(汪)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袒之,情因超俗矣”。均言“村人”,其确切     

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嫦娥·癞蛤蟆·天鹅及其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探源

《诗·邶风·新台》的最后一节: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诗序》指出:“《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故当代学者推断这诗“盖出民间歌手。”有的研究者解说此诗,即言“这首歌讽刺(卫)宣公,把     

《齐物论》“言未始有常”考辨

对《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历来主要有两类解释.其一以“言”为世俗言语,认为此句意指言语导致了畛分的出现;其二以“言”为“至言”,将“为是”理解为“只因执了一个'是'字”云云.后一类解释对“为是”的理解,不符合先秦时的语词用法.且该句上承“一与言为二”之语,考察其语脉,应将此句之“言”理解为世俗言语,不宜将其视作“至言”.     

"芙蓉山"考辨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唐人刘长卿的这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抒写了旅途劳顿中的欣慰之情 ,清妙自然 ,神韵悠远 ,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寒山风雪夜宿图 ,千百年来 ,脍炙人口 ,引起了无数旅途漂泊中的迁客骚人的强烈共鸣。但芙蓉山到底在哪里 ?一直众说纷纭。好多注家注释此诗时均说 :“芙蓉山 ,不详”,为理解此诗和认识刘长卿留下了遗憾。山以芙蓉为名者很多 ,如福建闽侯县、广东曲江县、湖南桂阳县和宁乡县、山东临沂市的苍山县 ,皆有芙蓉山。以上诸山见于刘长卿诗集的注本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另外 ,邹志…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李白《梁甫吟》的创作时间

对李白的《梁甫吟》,萧士赟认为,此诗“太白灼见当时贵妃、国忠、林甫、禄山窃弄国柄,祸已胎而未形,欲谏则言无证而不信,倘使君王不鉴吾之诚,则正所谓杞人忧天之类耳”,不免笼统而失当。《唐宋诗醇》以为:“此诗当亦遭谗被放后作,与屈平眷顾楚国,同一精诚。”笼统同前,盖承萧说而稍变之。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远引宋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及《韵语阳秋》,并引萧氏之说及沈德潜《唐诗别裁》之论,以《唐宋诗醇》之见为是,而举《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云:“富贵不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     

唐诗吟咏的研究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经过很多诗人的努力,在原有的古体诗基础上,创造发展了律、绝等近体诗,盛极一时。随着当时音韵学的发展,吟咏古近体诗也要求轻清重浊高下铿锵,极音律之美。千载以来其流风遗韵犹有存者。 诗的吟咏是伴随诗体的产生而产生的。二者都来源于人的情意,《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疏:“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诗的吟咏与诗本身同出一源。沈约说:“歌咏所兴,自生民始”(《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总结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