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中西"容隐制度"与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中西方古代经典故事中对于有关亲情的案件,会运用几乎相同的法律逻辑来处理,这反映了"容隐"思想是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人性.中国古代构建的容隐制度体现了对亲情人伦的体恤,西方古代和近现代法律中同样都有"容隐"思想的体现,当下中国社会相关法律制度中缺失"容隐制度",我们应该重新建构体现"容隐"人道思想的制度.     

秦律中家族法的社会基础

按照现代法学的观念, 社会不应该因为受害客体的不同, 而对犯罪主体的惩罚出现差异, 可是中国古代法律对家族内部的犯罪却有不同于非亲属间侵害的明确规定。瞿同祖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说: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 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和中国社会的基础, 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而他又在书的附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指出: “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 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①这明确告诉…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典权制度探析——从民间基础的角度谈民法中保留"典"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立法与实践中有着丰富多样的典权制度,典权制度在中国古代的盛行有着深刻的思想原因,它既体现了中国以家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念,同时典的存在是儒家"均平"思想的反映.典权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上整体观的观念,具有和谐性价值,有其它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     

"义理决狱"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宋代的“义理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运动中的一次升华,是儒家的精神和原则在司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义理决狱”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司法审判的标准,以调解为手段,以宁人息讼为目的,在调解和息讼中都贯穿着教化的原则。     

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就在于儒家以"无试"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现.主要论述儒家和谐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微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却也牺牲了自身的思想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的诉讼外解纷机制

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解纷机制,在中国现代法治框架下,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生成符合社会内在机理的法治新模式意义重大。丰富的诉讼外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特色,这种社会性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多元化,而且表现为解纷机制的多元化。注重多元化的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法的光辉所在。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历史的启迪与国际的借鉴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在历史发展变迁和社会实践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是经过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和反复比较中才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自然需要多维度的视角和路径。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执政历史活动中蕴含的规律性东西,西欧社会党执政的经验,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沉痛教训,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中国明清时期法律宣传对我国公众法律教育的影响和启示

面对中国从1986年12月6日正式开始,已经浩浩荡荡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全民普法",令人深思的当然是如今"普法"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如同一个孩子性格的成长一样,我们考察公众法意识的成长也必须回到她的成长环境中去讨论。笔者从回溯古代中国的法律公布到明清时期的法律宣传史,尤其是在解读明清时期的讲读律令、里甲理讼、讼师秘籍中,探寻其中蕴含的当代公众法律教育的应有意蕴。本文既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更重在探寻当前法治中国进程中公众法律教育的方向与未来。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天人统一观是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是其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借鉴价值。有分析地借鉴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意境诗歌的哲学智慧

中国古代意境诗歌的作者运用了辩证法原理进行诗歌意境的营造，诗人具体运用的有对立统一结构、否定之否定结构、质量互变和时空共寓等辩证结构，使诗歌具备了扩充想象的功能，充满哲理的玄妙和灵机。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伟大哲学智慧。     

秩序与权利:对音乐历史与理性的法律思考

古代音乐与以规制礼俗秩序的法律一脉相承 ,理解音乐的发展史有助于理解法律的发展史 ,音乐的审美结构和技术发展型塑了法律的语言结构和节韵 ,法律成为保护音乐著作者权利的理性护身符 ,中西音乐的不同特性为我们正确对待西学东渐的法律 ,审慎建构中国法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试论我国古代的市场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考古发掘的古代简牍和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史籍和资料,从法学、史学、经济学的视角,综合考察我国古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文章认为,在重农抑商的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对市场的建设、规范和管理,不仅制定出完备而严密的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而且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实现了立法与执法的衔接,这些市场管理制度历代相传,不断演变发展和成熟,形成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独特而鲜明的市场管理特色。     

论孙中山的"以人就法"思想

“以人就法”是孙中山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思想主张,其基本精神是反对封建时代的“人治”,维护资产阶级“法治”。就这一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无疑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其中不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也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却体现了孙中山在对待古代历史遗产和学习西方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主义色彩,不仅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可借鉴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