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亲亲相隐制度述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发端于春秋,确立于汉代,完善于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也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化角度看,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独尊的地位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文化原因;从社会角度看,家族至上的社会意识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从政治上看,亲亲相隐制度之所以能得到汉代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的认可,其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亲亲相隐制度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因素,但是其积极意义也是存在的.从现代社会考量,亲亲相隐制度具有尊重人性、促进社会和谐及提高法律之社会效益等多种价值内涵.     

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

本文认为，中国法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解：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是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原则或制度。事实上，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都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文章在对中西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特征进行考察之后，主要就容隐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的相通与相异、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相近与相异、在不同法系中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作了初步的分析与归纳。作者认为，关于如何认识和评判亲亲相隐这一法律—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它在当代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功能和意义，是今后的研究所应回答的问题。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编者接:"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论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思想最早源自中国古代先秦儒家“父子相隐”的理论学说,随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最终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经久不衰,持续至清朝末年。作者考察了其思想的源起以及在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探讨了传统中国法律中的道德因素以及该制度的历史成因。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试论真假亲亲互隐——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浅析

亲亲互隐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有许多人士都就此著书立作。然而,大多数人的目光都放在亲亲互隐行为的道德层面上,而且常常将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与道德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混为一谈。本文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判定以往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真假性。     

也谈“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这一命题出自孔子，自然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许多学者都从伦理的层面加以论述和赞扬,有些学者还把它上升到法制的层面予以肯定,并竭力让其进入到我们现代的法治建设中来。本来一个十分普通的话题，只因为孔圣人曾经“曰”过．便如同“圣旨”,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亲亲相隐”之现代刑事法律人文价值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推进，要求在刑事法治建设中重视尊重人权和司法理性，使人成为人，使现代刑事法律凸显人文精神。在此背景下，儒家“亲亲相隐”思想所表现出的人性、人道以及保障人权的光辉日益彰显，其蕴含的合理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在现代刑事法治的构建过程中继承和吸收。     

对我国亲属作证制度的反思——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给予的启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亲属间有相互作证的义务 ,其规定是否合理 ?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入手 ,通过对中国与外国“亲亲相隐”制度的考察 ,及“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根源及必要性分析 ,进而提出在我国应建立亲属作证特免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重要观念,不管在我国近代刑事法律中,还是在西方的古代和现代法律中,都有肯定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若能为我国目前刑法的量刑理论所接受,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一个台阶,因此,应当肯定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适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探讨容隐权的设立、亲属的范围等相关问题.     

浅探“亲亲相隐”制度的人性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的共同选择，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根基的，它所体现的普世性的人性动因是被选择的主要理由之一。对亲亲相隐制度所蕴含的人性基础和心理动因加以探析，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有助于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并拓展新的理解视角。     

亲亲相隐的心理学解读

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一项法律制度资源,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的。从人类共性和本土心理学的视角探析亲亲相隐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以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独特内涵和功能,从而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拓展新的理解视角。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从“亲亲相隐”的合理性看现代中国证人制度的改革

一、亲亲相隐原则的内涵及其发展 (一)亲亲相隐的内涵.亲亲相隐原则,又叫"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     

也谈“亲亲相隐”之本义

在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的争鸣中,《〈论语〉"亲亲相隐"章重读》一文认为争议双方均误读"隐"之含义,故力图从字义训诂入手释"隐"为"直",再借助文献佐证推翻传统释义。但这一观点无论是在训诂释义上还是文献佐证上均存在着主观臆测、过度引申、片面解读等问题,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容隐权:从和睦家庭到和谐社会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关照亲情,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活化——兼论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源和归宿

一、问题的提出“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制度，从先秦到民国，可以说是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从先秦的“子为父隐”、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南北朝的“父为子隐”以及隋唐的“同居相为隐”的详细规定，到《大清新刑律》和民国刑法保留的“为庇护亲属而藏匿...     

亲亲相隐制度的刑事立法设计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我国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典对此均未作规定.鉴于亲亲相隐制度深厚的人伦情感基础及其在国外现行刑法中仍多有体现的状况,我国未来立法应当重新考虑设立这一制度,对其适用范围、在刑法中的具体形式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