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扭曲程度测算

本文以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²013年微观个体数据,定量估算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扭曲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的市场化效率仅达到65%2013年微观个体数据,定量估算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扭曲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的市场化效率仅达到65%⁷5%左右,存在严重的工资向下扭曲现象,工资扭曲程度约达25%75%左右,存在严重的工资向下扭曲现象,工资扭曲程度约达25%³5%;200535%;2005²013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整体工资扭曲程度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拐点大约发生在2011年;劳动合同和工会对于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已经成为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双重"保障机制。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构建有效的就业服务体系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和制度性障碍是必要的,同时还应在继续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工会制度。     

劳动合同类型、性别与工资差异

本文采用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现象。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无论在工资待遇还是持有的劳动合同类型方面均受到歧视。Oaxaca分解结果显示，男女劳动力自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解释了性别间工资总差异的50％。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力持有长期合同的比率远远低于男性，性别歧视是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户籍与地域歧视——以上海市为例

由于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程度高于一级市场,农民工在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会低于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文章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上海市10 000个家庭样本进行了检验,并采用转换模型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地域歧视和户籍歧视分别比在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地域歧视和户籍歧视低18.5和27个百分点。上述结论表明,政府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分别应对不同市场中性质不同的歧视。     

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是衡量男女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别从总体隔离、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性别类型职业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现状进行估计和分析,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和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下降趋势明显。职业间的性别分布变化显著,表现为一方面女性不断向管理层、技术层的职业领域扩张。虽然男性仍在"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具有高权威和高声望的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女性在这些职业中的从业比例大幅上升。后者表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仍是降低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从农副业人员中解放出的女性主要向商业服务业人员转移,而男性则主要向产业工人转移。这一变化可能是由性别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并非受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职业内的性别隔离程度普遍下降,虽然"男性职业"近1/3,"女性职业"几乎不存在,但是女性在各个职业种类中的分布比例基本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国各个省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整体偏高,而西部地区的职业隔离水平则呈现出两极分化。     

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和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构建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探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作用的大小并进行区域比较。结果表明:包含劳动力短缺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15%,但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对其工资增长的作用较小。农民工工资增长原因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不同经济带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化大小存在着较大差异。     

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差异分析——以湖北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为例

对湖北省不同规模城市进行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实证分析发现,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替代的范围和水平有明显的扩展。外来劳动力在金融保险业已经占据主导位置,在采掘业、制造业等行业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具有较高的替代水平。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随城市规模的增加,替代水平迅速增加。     

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考察了苏南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在个人特征、工作条件及收入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分析了女性在就业和工作中面临的不同于男性外来劳动力的待遇及其原因。主要结论有 :发达地区男女外来劳动力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异 ,除了受教育程度 ,地区差异外 ,性别歧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应当进一步规范就业制度 ,尽快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障碍 ,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综合管理和服务 ,为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工资不平等的上升:结构效应与价格效应

文章使用来自中国城镇家庭调查的横截面数据,应用Quantile-JMP分解技术来评价劳动力结构(主要指教育和工作经验年限)及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对1988~2002年间工资分布高端和低端的影响。作者发现,劳动力结构的变动主要作用在工资分布的低端,减弱了与其同时作用但力量相反(增加不平等)的价格变动的影响力。工资分布高端不平等的稳定增长几乎全部被组间和组内价格的上升所解释,劳动力结构对工资分布高端的不平等影响很小。总的来说,结构效应作用比较小,工资分布高端和低端的不平等变动主要被增长的组内价格和组间价格所解释。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1989、1991、1993和1997年的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中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主要的结论是从1989到1997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在职女性和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拉大,对女性的工资歧视有扩大的趋势。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40岁以上年龄组、非国有部门和“蓝领”职业的人群中;而在高中以上教育程度、40岁以下年龄组、国有部门和“白领”职业的劳动力中表现相对不明显。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营养健康数据，在Mincer工资方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认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性别工资差异。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对我国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发现2004年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中，无法解释的差异占到总差异的85％。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消除性别工资差异，推进两性平等的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Oaxaca-Blinder和Quantile方法的分解

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2002年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应归结于歧视。而进一步的Quantile分解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中,歧视是造成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对处于收入的条件分布最高端的10%的人群而言,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特征效应所致。     

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研究

采用中国住户调查数据和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差异,并使用Oaxaca分解方法研究户籍歧视对差异的解释力度及其变动。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就业待遇还是就业保障方面均受到歧视。2002—2006年,农民工与城市工工资差异不断缩小,户籍歧视对工资的影响也相应降低;然而,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就业保障差异在逐年扩大,户籍歧视的影响效应不断上升。     

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与“知识失业”

文章从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出发,提出对中国"知识失业"现象的解释。理论模型发现,随着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去管制化",受教育人口不断增加,与之伴随的则是"知识失业"的出现和增加。但当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去管制化",知识失业率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因此,"知识失业"是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的结果,"知识失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暂时的、阶段性的,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知识失业"现象就会减少甚至消弭。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流动"去管制化"和工资"去管制化"都是2002年样本劳动力市场出现"知识失业"的原因,2009年样本劳动力流动"去管制化"仍是"知识失业"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工资"去管制化"效应不再显著。     

高学历能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容貌歧视吗？——来自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经验研究

容貌歧视是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已久的隐性就业歧视行为,因难以精确衡量而往往被忽视。当前"颜值"二字在网络和生活中高频出现,备受社会关注。因为颜值不仅影响求职者的就业机会,还与工资水平和职业发展息息相关。文章基于西南财经大学2016届和2017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数据,从容貌歧视、能力信号和行业选择视角出发,以他评颜值作为自评颜值的工具变量,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法考察颜值对财经类硕士毕业生起薪的影响及其机制,探讨高学历能否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容貌歧视问题。主要发现有: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颜值确实影响起薪,存在"美貌溢价",但无"丑陋罚金";"美貌溢价"不是来源于能力信号,颜值和研究生在校能力培养无关;颜值显著影响行业进入,美貌者更容易进入以金融为代表的高收入服务业,因而获得了"美貌溢价";分位数回归分解结果进而显示财经类硕士毕业生的容貌歧视效应随着起薪分位数升高而降低,这说明提高学历水平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容貌歧视。总之,颜值诚可贵,能力仍重要,广大研究生应当理性看脸,内外兼修;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与市场体系相符合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体系。     

性别工资差异与工资歧视--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方法

文章采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基于 RIF 回归的分解方法分析性别工资差异，并对各收入分位数上的性别歧视程度进行估量和分解。研究发现：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特征效应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逐渐提高；系数效应带来的性别歧视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系数效应依然是造成劳动力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在消减性别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减弱，而职业资格、掌握技能耗时、职业性别隔离和签订劳动合同等变量则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广东省外来劳动力空间分布研究

本文以1990、1998、1999年的数据为依据,分析了广东省外来劳动力空间分布的模式、特征、时序变化及广东省外来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悬殊的市际差异及大区域差异是广东省外来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主要由外来投资(主要是港澳投资)的市际差异及大区域差异所决定.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