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性考察

中国传统哲学在方法上擅长演绎而不善分析,在价值取向上重人伦而轻物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知识论的不发达.20世纪40年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写成了<知识论>巨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论体系,从而在知识论领域进行了一次新的开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论研究长期薄弱的状况,奠定了中国知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中国知识论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价值.     

分界与会通：张东荪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与哲学在对象界域、“真”的标准、研究“进路”、治学“态度”、性质、功用以及地位上都迥乎不同，两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会通，在相互区别而又密切相关之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共同进步。张东荪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精辟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金岳霖的教育思想

金岳霖不仅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金岳霖认为,教育目的有内在、外在之别,内在目的是指学生“个体的发展”,外在目的是为国家服务。他主张废除旧式封建教育,又不要照搬美式现代教育制度,认为大学既要兼顾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又要文理科学并重。他认为哲学的学习者应受到严格的怀疑和批判的训练、论证和推理的训练。而学生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接受全面的通才教育,接受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教育。     

从“直观”到“概念”——论克罗齐对康德知识论的改造

针对康德知识论的内在困难，克罗齐对康德知识论做了三个方面的改造：首先，克罗齐视“直观”为独立的精神活动，而不只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其次，“概念”是“具体的普遍”，但不能脱离“直观的表现”；再次，“直观”到“概念”的勾连，蕴含着思维的“跳跃”。克罗齐试图借此克服康德知识论的想象力难题，以将“精神活动”作为对象纳入到其精神哲学中。恰当地把握克罗齐改造康德知识论的路径，不仅可能彰显出康德问题的思想史意义，而且亦能折射出西方哲学在近现代的转变逻辑。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金岳霖思想述评

金岳霖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３０、４０年代已构建了哲学思想体系，尤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面卓有建树。他在代表作《论道》中构建了形上学体系，人称为中国哲学近代化时期的“新理学”；他在代表作《知识论》中将朴素实在论与康德认识论进行了创造性综合。新中国成立后，他追求进步，在学术思想上刻意论证推理形式有阶级性。他在最后一部著作《罗素哲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采取逻辑分析方法对罗素哲学进行了批判，作了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尝试。     

建构中国知识论当代形态的理论创新——读胡军教授《知识论》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知识论研究处于显学的地位,这似乎构成了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化传统的主要特征。与此相对照,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虽然不乏知识论研究的“火花”,但始终未成“燎原之势”。在某种意义上,对待知识论研究的态度不同,就成了中西两种哲学传统乃至两种文化传统的重要分水岭。在“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以何种方式建构中国知识论研究的当代形态,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界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胡军教授的新著《知识论》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一、明确了中国知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知识论》前言中,通过引证亚里士多德在《形…     

中国新实在论思潮的兴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方哲学界的新实在论运动在中国得到积极的回应 ,并形成了中国的新实在论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金岳霖、冯友兰和张岱年。中国的新实在论者与其说着意于西方新实在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毋宁说更着意于新实在论思想在中国的创新 ;他们基于中国的哲学传统 ,对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采取了“划界”的处理方式 ,强调哲学应面对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两个世界。     

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辨析——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若干观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再三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未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些学者主张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种种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说是内在有机统一和互动的关系,不存在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二者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     

金岳霖的幽默

张申府先生曾说：“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金先生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可先生，不仅腹笥充盈、学识渊博。而且在生活工作中。大有幽默感。于谐趣、调侃，乃至于讽刺中，彰显着他的聪敏和睿智。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金岳霖的知识概念及相关比较

金岳霖没有直接回答何谓知识,但揭示了知识事实是关系事实,知识等同于真命题。他立足于常识,肯定知识之有,回答了知识的可能问题和知识的限制问题,但又明确指出他的知识论不涉及这两个问题。当代知识论学家在普遍接受柏拉图知识概念的同时,通过回应盖蒂尔挑战来完善传统的知识概念。为此,他们提出了无假信念条件、挫败条件、可靠性理论、结论性理由以及因果理论等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无法弥补传统知识概念的不足和缺陷。金岳霖的知识概念与当代知识论中的知识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后者主要表现为金岳霖和当代知识论学家对知识有无明确的定义、知识的构成要素、怀疑论的挑战、知识概念的分析方法等方面持有不同观点。     

“哲学贫困说”辨析

“哲学贫困说”已为众多论者肯定与接受，“摆脱困境”、“繁荣哲学”已成为哲学界时髦的口号。在“救救哲学”的呼声日益强烈的背景下，思考一下哲学贫困与繁荣的问题，无论对哲学现状的认识，还是对21世纪哲学发展走向的把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与经济的繁荣相比，哲学显得寂寞、冷清，那倒是事实。然而，这不能说是哲学贫困的表现。哲学与经济学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毕竟有一般与特殊之区别。经济理论研究由于与现实经济生活的联系较直接，理论表现形式较直观，功能发挥较明显，因而呈现丰富多彩的画面。从经济活动，经济利…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在２０世纪初年中国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的特色表现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它继承了“经世致用”精神；重视道德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提倡社会物质和道德教化协调发展；坚持“和而不同”、“过犹不及”的中庸哲学。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和发展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条理”与空时——张东荪对康德时空观的修正

早期张东荪在多元认识论的视域中考察空间时间的“根据”“形态”和“性质”,强调时空是“认知上的先验格式”,但又必与外界的“条理”相应,并通过“主客交互”的认识活动发挥作用与获得改良。他也将空时理解为宇宙最根本的架构,并由宇宙的“层创进化”而主张创造的人生与超越“今此”的生活。学思转变后,张氏更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时空观之异及其基础。张东荪自诩是“修正的康德主义”者,他有关“条理”与空时及其交互作用的思考,试图跳出仅以纯粹的主观与确定的形式理解空时的观点,并回应来自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挑战,拓展了20世纪中国哲学时空观的研究。     

基于自我的近代知识确定性统观

近代哲学区别于古希腊哲学的关键之点在于对知识的探求由外在确定性向内在确定性的转向。笛卡尔以“我思”的无可怀疑性和自明性叩响了近代哲学之门。西方哲学自此开始了以主体的内在确定性建构知识的理路,洛克、休谟、康德、费希特都是徜徉在这条自我知识之路上的,他们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知识形而上学观,黑格尔则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逻辑与历史相同一的气魄终结了近代的知识论。     

百年美学:现代与中国传统

中国学人于２０世纪开始从事美学学科的研究与体系建构之时,其处境是十分特别的,一方面面临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必须在中国与西方这一充满紧张关系的两极之间做出抉择;另一方面又同时面临传统与现代（由于有了西方“他者”的维度与新视野、新观念的植入而有了新的内涵）之争的紧张关系,也必须做出抉择。因此,中国２０世纪美学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两组既构成内在矛盾又形成外在冲突的知识背景、张力作用下展开其美学思考与理论建构的。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试论张东荪的早期政治思想

张东荪(1886—1973)字圣心,浙江杭州人,我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提出的“多元认识论”体系在哲学界广为人知,被视作“中国治西洋哲学者企图建立系统的最初尝试”。张东荪同时也是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从事报刊工作,曾发表大量政治言论,并参与过一些重要政治活动。五四时期,他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从而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张君劢共同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主编《再生》杂志,宣传     

毛泽东哲学知识论探析

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和“结合”的角度,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以实践哲学的视角,从知识的构成、知识真理性的效验和知识的具体应用三个层面对知识做了精当的论述,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哲学知识论的有机内容,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哲学知识论。毛泽东注重知识的实际运用,讲求运用的实际效果,改变了历史上对知识纯粹学理上的探讨,注重知识改变世界效能的发挥。毛泽东的哲学知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结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