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小说的存在之思

对小说创作动机和小说功能的新认识,对人的此生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对人的灵魂存在的追问,使得阿来小说充溢着对人生与艺术的存在之思,也使得阿来小说在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独树一帜,带给读者别开生面的审美感觉。追根溯源,阿来小说的存在之思源于阿来深度思考文学和人生的思维倾向与职业习惯、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现代理性精神的塑造等。     

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

海德格尔所谈的思,不是认识论视野中的“我思”,而是存在之思,是本源之思。此思是对存在的一种回应和配合,是对生存的一种重新解读和展望。此思与技术性思维有很大的差别,它不具功利性色彩,而是一种泰然任之的慎思。但是海德格尔的所说的思决不是无所作为的玄想,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行动。海德格尔认为思与诗歌和感恩相连,因此,思既具有诗性特色,也充满神秘主义色彩。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绘画之思

张竹坡根植于小说文本的世情风貌,援引传统绘画术语,展现小说理论的会通色彩。"间架"设置消解了视域的限制,搭建文本的整体构思;"如画"借以营造绘画场景,展现小说书写的形似效果;"白描"以精练的笔墨传神绘影,勾勒鲜活生动的形象,在失实求似的文化征程中凸显神似的审美幻觉;"点染"赋予小说情节的有机关联,凸显文本的空间文化特征,体现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张竹坡评点的绘画之思,强化了古典小说理论的诗性智慧,增添了文本阐释空间的延展性和开放性,夯实了古代小说评点学的理论大厦,凸显了小说评点的东方神韵。     

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研究——以《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中心

米兰·昆德拉以独特的诗性语言为读者构建出一个关于“存在”的小说世界。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与诗学入手,能发现其小说中具有“政治乌托邦”“情欲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等图景,它们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主题:人的存在。因此本质上属于探究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存在乌托邦”。其笔下的现代“乌托邦”继承了乌托邦传统中的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对极权主义政治的反讽、对“小说消亡论”的反击以及对欧洲现代性危机的思考。通过对“媚俗”的批判与对“幽默”的推崇,昆德拉小说中的现代“乌托邦”实现了对以往文学作品中形象稍显单薄、美学意蕴不足的“乌托邦”的审美超越。     

小说《恶心》的思与诗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阐释生命意义的诗性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追问人生价值的哲学言说。小说《恶心》就是思与诗密切相依的典范。它昭示了人如何从萨特哲学对本质所界定的事实性否定命题通向对存在所设想的价值性肯定命题。     

智者之笑与智者之思——解读"昆德拉式"幽默

昆德拉的小说具有显著的幽默性。幽默在昆德拉的小说中不是形式和风格,而是属于本体论的,这来自他对处在“极限悖谬”时期的现代人类境况和命运的深思。通过幽默讽刺的笔调,昆德拉将严肃的主题和游戏的形式相结合,实现了小说人物角色的错位性设置,将道德审判延期,使宗教世俗化。     

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以圣愚式人物为中心

日本著名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非常感兴趣。芥川在描写圣愚式人物时,有意识地吸收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无根性、苦难性、启示性等方面的描写特点,以表达他对“善”的思考、对完美人性的赞颂。对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芥川龙之介作品的艺术特色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对“存在”的追问与消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主题建构

捷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具有强烈存在意识的小说家。作为现代文化嬗变的见证者,他以自己的小说实践对人以及人的存在形式进行了哲学意义的追问与沉思。他的小说传达着存在主义哲学的理念,却又特立独行地构建了昆德拉式的文学存在。对“存在”的追问,从本质上提升了昆德拉小说的思想含量。     

遮蔽与敞亮:"思想"道路上的小说--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中的存在意识

捷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存在意识较为强烈的小说家.昆德拉与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既在存在观念上有内在联系,又在入思方式上形成深刻差异.以塞万提斯为例,昆德拉指出了哲学家对"存在"领域的遮蔽以及小说家对敞亮"存在"的独特贡献.小说的相对性立场与怀疑论态度,使其中的"存在"成为一种对话式、开放自由的思想,不同于哲学式的思辨概念.穆齐尔所代表的小说"第三时"美学--沉思的美学,在把握存在主题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而这一沉思的传统在20世纪遭到漠视.重新发扬小说"诗性地沉思存在"的传统,正是当代小说家的重要使命之一.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性

本文对中国古代诗歌含蓄性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剖析 ,并从含蓄性的产生根源、哲学基础以及形象构架作了具体深刻的阐述 ,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含蓄性的基本特征为 :形象的重叠、情趣的曲灵、语言的跳跃。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是其哲学渊源 ,含蓄性的形象构架是“象外之象”。最后论述了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含蓄的现实、现代意义。     

情感的纯化与情感的节制——论刘勰诗本体论的情感论

《文心雕龙》呈现的刘勰诗本体论是中国古今诗论中最完备的诗歌本体论 ,情感论是其重心。在情感的浓淡收放、情感的自然化与社会化方面 ,都显示出刘勰的节制与中庸。他对“诗缘情”说矫枉过正 ,偏向于传统与保守 ,但其“怊怅切情”说发现诗不是感情的放纵 ,“感物吟志”说发现了诗的情感体验及诗的生成过程 ,意识到了诗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是保证诗的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     

忧患于天地之间的“思想织物”——评王大卫的长篇纪实游记《天地无极》

长篇纪实游记《天地无极》的作者王大卫以缅怀洛克半个世纪以前的献身考察的事迹为初衷,并沿着洛克当年的路线一一探寻和思考,再加上千万年不变的自然山川与“百年不变”的“人文生态”,使得两条以时间为界的单线归并成了一条以空间为缘并纵贯全书的深沉复线,叙写如行云流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境撞击中生发出多少随缘、随观、随感、随思、随想的心灵火花,有如不同色彩的横线来回穿梭于这块“思想织物”之上,让读者思考着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缓慢地改变着思想颜色的伟大运动在不远的将来仍将继续么?是否会出现倒退、阻碍进步、甚至毁弃已经取得的成就呢?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忧患意识充分地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作家所拥有的时下愈益难能可贵的正直品格。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     

诗歌的“意味说”

意味是叠加在意义上的轻微差错，它由此造成的理解上的轻微湍流，揭示出诗意的真正构成。本文提出的“意味说”，比已有的“意义说”更接近诗意的真相。它揭示了意义本身并不产生诗意，但它规定了意义和意味构成诗意时的有效关系。     

流派视角的新诗本体解读--评《新诗艺术论》

通过<新诗艺术论>流派视角的新艺术解读,提出新诗本体的核心诗学命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外诗歌传统整合的意象艺术美选择;新诗传统整合的听觉艺术诗美本体价值取向;纯诗是新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思想在孤独中闪光——杨金砖与他的《孤独的守望》

思想的魅力是无穷的,杨金砖是一个奔跑的思想者.他始终以一个文人和学者的敏锐与良知关注民生疾苦、抨击现实的阴暗.相对俗流来说,他又是一个孤独者,他对高洁情操的坚守、对精神的张扬、对世俗的蔑视与嘲笑,发聋振聩,令人反省与深思.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对待之思及其言说方式

中国诗学受道家哲学的观念、方法影响最深,若从思维方式看,则主要表现在整体之思、对待之思和象喻之思三个方面。其中,对待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所有对立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它以整体之思为前提,更强调相互参照的二元对待的彼此依存,彼此包含,彼此转化,乃是一种二元协同之思。对待思维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之一,也成为了中国诗学的重要思维路向。中国诗学中的对待批评将具有传统哲学智慧的对待思维模式内化为运思方式,在话语言说方面有着独特的表达。     

灵犀一点情无限蓬山万重梦难圆——论中国古代爱情诗的缺憾美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然而,在我国“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时代,爱情从未获得过应有的地位,反映爱情的诗歌也因此受压抑被扭曲。“男弱女强”的爱情模式,“男子作闺音”的主体错位,“好梦难圆”的悲剧情结,这些独有的特征为我国古代爱情诗带来一种特有的缺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