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的喜剧形象与国民的隐显人格（下）——《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以“贪”和“呆”为其外部特征,以“真”为其形象的实质性内容,是世俗化的喜剧艺术典型。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既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感矛盾的产物,同时又与这个形象的喜剧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     

世俗化的喜剧形象与国民的隐显人格（上）——《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以“贪”和“呆”为其外部特征,以“真”为其形象的实质性内容,是世俗化的喜剧艺术典型。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既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感矛盾的产物,同时又与这个形象的喜剧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     

喜剧常用手法浅探

“喜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美学的一种范畴,二是指艺术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喜剧”,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喜剧”是指戏剧性的喜剧,如带有喜剧性的小说、诗歌、笑话、幽默故事以及曲艺、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的“喜剧”仅指戏剧中的喜剧。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广义的喜剧的艺术手法问题。喜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各种艺术形式所通用的一般手法自然均可为其所用,此外喜剧还有其特有的或惯用的一些艺术手法,我们仅就其中一些比较稳定的基本手法作一粗浅的探讨。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蒙古文学与蒙古民族的喜剧意识

蒙古族文学“以喜剧为其结局”的居多,诸如:“正义势力压倒了邪恶势力”、“妻离子散的家庭重新团聚”、“向仇人申报冤仇”、“有情人终成眷属”、“人民永享安乐,和平幸福,吉祥如意”等等。这种“以喜剧为其结局”的作品,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历来层出不穷,并不断地为文人创作和传承。虽然,这些作品的类型诸多,但总是充满走向胜利的喜剧意识和鼓舞人心的乐观     

诺斯洛普·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不仅构建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大厦,而且对20世纪莎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弗莱认为,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它将新喜剧中的主人公的胜利和旧喜剧的仪式化的死而复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决”,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弗莱认为,文学(尤其是喜剧)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或评价,也可以是技巧的重复和程式化的写作,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人物也是高度风格化的。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提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角色功能理论”。总之,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文学研究理论化的追求。     

无声商务型亚伟中文速录机震撼上市

突破“实时记录”和“速记电脑化”两大国际难题的国产专利产品亚伟中文速录机,继便携式二型机、自由型无线机之后,今又推出一款全新的高级无声商务机。这一新款机型的正式亮相,填补了我国无声电脑速记领域的空白,又一次创造出我国电脑速记超速发展的新纪录。     

“三言二拍”:喜剧性修辞设置、特点及成因

多方面喜剧性修辞设置营造了“三言二拍”的喜剧效果,这些设置大致包括喜剧性情节设置、喜剧性性格设置和喜剧性结局设置,总体特点是“乐而不淫”、“戏而不谑”,这些特点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中西喜剧研究》出版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于成鲲先生撰写的《中西喜剧研究——喜剧性与笑》一书,最近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对中国和西方喜剧作了系统而又全面的研究。作者将中西传统喜剧观念与中西现代的喜剧观念,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对喜剧性的语言、性格、表现、矛盾与冲突等诸因素,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对喜剧性特征与方法、中西艺术史上喜剧等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思考。书末辑录的“笑论精华”、“笑语碎金”把古今中外一些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有关喜剧性与笑的一些精辟言论提供给读者,给人以知识和启示。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在本书序中所说:“它对我国喜剧创作,研究和教学,以及舞台表演艺术,演员的艺术修养等方面,都会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国喜剧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也是一种有益的贡献。”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也为这部关于喜剧研究的专题论著作序,说本书:“对于发扬我国民族喜欢笑的喜剧精神,必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文字本质的回归:"无声文字"概念的确立

原始“图画文字”和抽象约定符号属于“无声构形”,应定位于“无声文字”,即只可识而不可读的一种文字状态。其基本特点是“形、义、象”相结合,而不是“形、音、义”的组合。从“无声构形”到“有声构形”——即由无语音介质形式到有语音介质形式,是文字演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文字的本质在于记录、传递思维信息,这一本质由“无声文字”奠定。文字的有声化是对文字本质属性的优化,不是对文字本质的确立。     

"悲剧中的笑"之管窥

本论文分别以《俄狄浦斯王》和《哈姆莱特》为例 ,阐述了悲剧中的笑两种样态 :可笑性情节和喜剧性缓解 ,认为《俄狄浦斯王》中的可笑性情节是其悲剧色彩的重要根源 ,而对《哈姆莱特》中的喜剧性缓解 ,应该从人性的局限来理解     

喜剧性及其生成因素--兼论小品剧的审美体式

喜剧是以可感的现象对本质实体的自否定为冲突式,从而造成笑的喜剧效果.现行的"小品"演出,大体具有这种喜剧性,因此被称为"喜剧小品".这一效果虽然实现了属于审美范畴的喜剧性,但却不能标示出作为艺术体式的喜剧特性.而"小品剧"的定名,既可确立其戏剧的艺术体式,又可使其有表现喜剧与正剧的空间.     

论老舍的相声创作

老舍的相声创作既有批评社会世俗的,也有歌颂社会新风的,显示出其强烈的正义感与敏锐的视角。他常常运用谐音、贯话、夸张等手法,更好地表现出相声的笑的艺术的特点。老舍拓展了新中国的相声艺术,为新中国的曲艺事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论阿Q悲剧的喜剧性

阿Q的悲剧具有喜剧性.其喜剧性因素蕴含在阿Q的爱情悲剧、革命悲剧和精神胜利法的悲剧之中.探讨阿Q悲剧的喜剧性对理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喜剧小品的艺术精神

概括了电视小品喜剧精神的艺术传承与审美内核，从喜剧语言、喜剧表演、喜剧结构几个方面分析了喜剧精神的艺术表现，探讨了小品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     

元杂剧与南戏中人物上下场的表演按语

元杂剧中有所谓“开呵”,是人物上场时自我表白的按语,这种按语主要为自我介绍,但也伴有叙说剧本梗概、交代情节、请求赏赐等功能。“开呵”本是古代伎艺人开场时的熟例,元杂剧和南戏继承这一表演传统,并在表演形态上加以改造,由原来单一的散说转变成诗词韵语,唱念结合,甚至杂有所谓“焰爨”,即舞蹈形式。此外,元杂剧和南戏还在“开呵”的基础上发展出剧中的“按呵”和剧末的“收呵”,二者皆是以剧外人身份所作的断语,“按呵”是对剧情的发展所作的提示、评价,“收呵”则是对剧中人物的结局进行评说。     

日本新媒体动漫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21世纪动漫已经从传统的平面媒体逐渐走向电视、电影、网络、手机等众多新媒体领域。日本新媒体动漫分为网络动漫和手机动漫。2006年风靡一时的flash作品《柔软战车》是网络原创动画从企划到制作直至最后销售的成功范例。新媒体动漫行业在日本成为技术和艺术不断结合创新并提高的舞台。     

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与漫画

漫画在中国发展了10多年,却未见太大成效,原因很多,其中一个被忽视的原因是中国人的审美习惯造成的影响。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儒、道、释三家思想是它产生的基础。这三家思想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影响着中国人对各种艺术的评价。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与漫画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内容上的对立和形式上的对立两个方面。而漫画在日本很繁荣,原因在于日本文化与漫画的紧密联系,日本文化是日本漫画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漫画要想发展起来,就必须要让文化对漫画起促进作用,作者要创作符合中国人审美习惯的漫画作品。     

相声和小品流行语的模因视角分析

模因在相声和小品流行语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流行语本身就是一种强势模因,从模因论的角度分析相声和小品中的流行语现象,相声小品使用各种语言技巧和幽默机制,将流行语嫁接到相声小品上或将模因变异使弱势模因变强,旨在强化自身的感染力,增强幽默指数,从而在相声和小品中发挥出特殊的幽默效果。同时也触发模因新生。     

从河南杂剧雕砖略谈北宋杂剧

兴起于河南的北宋杂剧,既是中国传统音乐由最具代表性的歌舞伎乐形式转向戏乐艺术形式的历史产物,又是中国戏剧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初级成熟形态。散见于河南各地的大量北宋杂剧雕砖,珍存了这一艺术样式极具典型意义的图像遗迹,为认识和研究北宋杂剧的兴盛与传播、北宋杂剧表演形态与结构以及北宋杂剧的艺术特征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