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权纠纷解决的制度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西省某县个案的分析

化解集体林权纠纷是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工作,但林权纠纷解决难度大,影响了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研究首先梳理了集体林权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其次以江西省某县A、B两个村民小组因737号山场发生的林权纠纷案件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了林权纠纷解决过程的特殊性;再次,探析了现行纠纷解决制度存在的低效问题及其成因。最后提出完善制度的顶层设计、重视非正式制度作用、加强调解机构能力建设、创新纠纷解决方法等对策建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确权的监测报告——以江西省为例

"明晰产权、分山到户"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的核心,2011年通过对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确权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江西省林权确权工作进展顺利,主要表现为集体林改中农民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林地产权落实到位、农户对家庭林地勘界结果清楚,林权纠纷数量逐步减少、村级组织是林权纠纷调处的基础力量。但同时发现各地林权纠纷现象普遍,有许多新的纠纷出现,纠纷原因复杂且呈现动态性,没有调处的林权纠纷还有两成左右。林权纠纷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农户对已调解的林权纠纷满意度不高,不满意率占到31%。为此,建议调处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以维护林区社会和谐发展。     

侗族习惯法在解决侗族地区林权纠纷中功能及路径选择——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权改革为例

侗族地区林权纠纷是指发生在侗族地区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林业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这些纠纷具有普遍性、多发性、广泛性,情节复杂,法律后果严重等特点.侗族地区林权纠纷发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林权改革导致的利益冲突,要解决这些纠纷和矛盾,除了要适用国家法之外,还必须利用侗族习惯法.侗族习惯法在解决林权纠纷中仍起到国家法不能替代的作用,利用好这些习惯法,对促进侗族地区的林权改革与和谐稳定是大有裨益的.     

法治政府视域下纠纷化解机制的多元化构建

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构建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分化和纠纷的增加推动了法治化进程和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纠纷化解机制建立的时间短,救济通道少,不同纠纷化解机制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亟待进一步完善.建设多元、开放、专业、高效率、衔接良好的纠纷化解机制,培育社会自我化解纠纷的各种方式,是有效化解纠纷的客观要求.要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必须建构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制度.     

林权纠纷的解决方式探析

林权纠纷兼具行政和民事纠纷特征,包舍由林权引发的两次行政确认纠纷和民事纠纷,其解决方式主要有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林权纠纷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在行政解决方式中,存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此外,我国正在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还将出现林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方式.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构成了林权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机制,将与诉讼制度一起在解决林权纠纷的工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和谐社会视角下信访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研究

以信访为途径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转型期公共服务中存在明显不足,根据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信访职能价值取向必须创新,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     

跨越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之道——以宁夏的做法为评析对象

面对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日益增多的阶段性特征,宁夏通过政策引领、制度设计、机制建设、队伍规范化建设及发挥独特的民族资源优势等方式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做法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实际功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强调解纠纷队伍素质能力建设、积极拓展调解工作新领域、积极培育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等途径予以补强。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开展对于推进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湖北、安徽、河南3省4县市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进行调研,深感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当前,需通过扩大公益林林权改革试点,逐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林权登记制度,推进担保体系建设;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来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中国林权制度改革的价值冲突及其化解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包含了发展经济、有利民生和保护生态三方面的内容,如果改革能使这三方面的价值目标同步实现,必将给国家、集体、个人和环境带来福音.但在实践中,这三个目标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会给改革带来阻力.了解冲突的原因和寻求冲突的化解方式是实现林权制度改革目标的基础.文章结合传统与现实、习俗与法律、个人与社会、发展权与环境权、集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林权制度改革中价值冲突的原因、表现和解决途径.     

失衡社会的纠纷类型化及其诉讼机制研究

进入诉讼渠道的社会矛盾纠纷可以划分为随机的个体性纠纷与系统的结构性纠纷两大类型。由于引发的根本原因、牵涉的主体、诉求的内容、诉求的理据以及可能引致的效应等多方面均存在重大区别,所以针对性地因应这两类纠纷的诉讼机制也应该有所区别,才能真正满足有效解决纠纷之需要。在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严重失衡的背景下,除了个体性纠纷大量涌现之外,系统的结构性纠纷也逐渐增多并部分地成为案件,因此试图以主要适合于化解随机的个体性纠纷的个体性诉讼机制一揽子地应对这两类纠纷,势必无法恰切地化解系统的结构性矛盾。为此,有必要适度调适和完善我国的诉讼机制,从制度设置上为随机的个体性纠纷与系统的结构性纠纷同时预留具有针对性的诉讼疏解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问题解析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矛盾将在一定层面一定范围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呈现,如何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现实意义,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解析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路径,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达到社会矛盾的法律有序调处,以从根本上、多渠道、多角度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司法至上论

社会冲突分为实体性冲突和程序性冲突两种 ,在解决社会冲突的诸多途径当中 ,由于国家垄断了武力 ,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司法诉讼成为化解社会纠纷 ,解决社会冲突的终极途径。司法的终极性即司法至上。司法追求的是普遍的公正价值 ,司法至上的灵魂是司法公正。为此 ,我国的司法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司法公正这一目标 ,确立以民为本的立法观念 ,切实强化法律公示制度和完善审判制度 ,增强法官的独立性 ,将司法至上真正化为立法和司法的语言     

基层政府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提高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基层政府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机制存在认识不到位、主动性不强、机制不配套、人员素质不高、动力不强、基础工作不牢等诸多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基层政府必须采取如下对策: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合理分类,提高化解质量;健全机制,扩大化解效果;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化解水平;普及法律教育,夯实化解基础;健全制度,提升化解效率.     

我国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创新研究

我国当前仍处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呈现类型多样化、复杂化诸多特征。层出不穷的基层社会矛盾,有其深刻的社会成因,单靠司法途径既不理性,也不现实。正确认识矛盾纠纷类型,科学分析其成因,创新预防与化解机制,为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提供保障。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着政治压力过大、社会政策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低、民间组织欠发达等诸多困境。走出困境,需要建立矛盾纠纷化解领导机制常态化、处置机制长效化、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化、壮大民间组织、抓好民生问题等化解对策。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物业管理纠纷的防范与化解机制——基于社会协同理论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关于物业纠纷案例的数量大幅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纠纷防范与化解的力量分散,纠纷发生后的解决渠道过于单一。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防范和化解物业管理纠纷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面进行协同治理:政府主动引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居中斡旋,物业公司保质服务,业主委员会积极协调,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同时,物业管理的各方参与主体要构建有效的协同治理衔接运作机制,实现各方主体功能的耦合。     

整体法治化：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立法的构想

我国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坚持多元化的同时碎片化相伴而生,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的分散性、思维认知的局限性、机制衔接的断裂性和解纷平台的孤立性。新时期我们需要树立整体法治化思维,通过推动多元解纷国家立法来加强解纷机制的顶层设计,这有利于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纠纷化解体系。在进行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整体立法构想时,我们需要准确选择立法模式和部门归属,坚持预防性、自治性、衔接性和数字性等原则,重点考虑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明确调解前置促进诉调衔接、为信息化建设预留制度空间四方面的制度设计,以期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断绝亲子关系纠纷的社会学分析

断绝亲子关系的纠纷是社会转型期文化滞后与错位以及家庭观念变迁背景中的一类特殊社会现象。其形成基于子女生存压力和父母养老的矛盾、家庭成员的角色冲突、家庭成员的不良心理和处事习惯的影响。其化解途径包括从宏观上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明晰的引导途径,合理利用中西文化资源,微观上建立以社区为主的家庭矛盾协调机制和心理援助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