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直接运行于各民族构成的草根社会,是国家政治贯彻的最后环节,也是民族群众与国家互动过程中最主要、最具有操作性的场域,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具有突出的基层特色.从实际情形看,认同问题已成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因而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必须高度重视认同整合,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工程加以推进.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意义、挑战与对策

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从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基础教育薄弱、现代化冲击、民族政策负面效应、境外势力渗透等重重挑战,急需从培育普适性公民文化、转变边疆治理思路、调整民族政策取向、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强化国族认同等方面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规避机制探究

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的窗口,也是国家稳定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由于边疆民族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差异的宗教信仰、异同的民族文化,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愈加复杂.另外,国际利益的冲突、反华势力的渗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迥异、政治冷漠与政治激进的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与破坏而引发各种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威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因此,提升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建设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培育各民族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一体化路径,即在承认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整合民族政治意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     

当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及其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民族国家在各种不同层面产生了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主权认同、制度认同、政府合法性认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相应地淡化。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根源于国家治理的失败,因此要适应全球化对主权认同的挑战,提高制度设计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提高政府能力与社会信任度,构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文化,构建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认同,只有改革国家治理体制,才能重构持久稳定的民族国家认同。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我国提升民族参与治理能力研究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促进民族治理提升的引领与联系就成为实践维度上的重要问题.党和国家必须要进一步筑牢民族参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思想基础,强化民族参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政治建设,确立民族参与治理能力提升的价值核心,防控民族参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潜在风险,着力处理和解决好民族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以此加强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进而带动其对于国家的认同,将会促进各民族共同治理的繁荣发展.     

论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也强烈冲击着传统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现代货币作为民族国家权力建构的产物,本身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图像、货币语言、货币体验与货币信任是现代货币建构国家认同的四种主要方式.通过这几种方式,作为国家认同的现代货币发挥着合法性辩护、激励民族情感、协调社会活动、整合国家力量等重要功能.     

刍议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现阶段,我国民族政治发展的宏观背景是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结构变迁及利益分化过程.探讨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问题是研究民族政治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种种迹象表明,利益分化对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廓清利益分化对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双重影响,进而努力扩大积极影响,消除消极影响,对于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促进民族政治文化整合,推动民族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甘南藏区的研究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对甘南藏区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民族宗教多样性、社会发展多层性和经济发展滞后性等地域和民族特征,其社会治理面临经济发展、宗教认同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甘南藏区应以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为前提,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根基,开创政府领导社会自治的新格局。     

卷首语

当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局部社会生活领域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少数民族群体把何种层面(国家的、民族的、社区的)政治认同放在首位,以及如何实现其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这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