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我国社会化的未成年犯罪人处罚体系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处罚体系,现有的刑法和非刑法处罚措施,很难适应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矫正的需要。设立多种类型的刑罚和非刑罚的社会化教育改造措施有利于提高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效果,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     

论非刑罚处罚的性质

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性质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较大。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它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本文从立法、司法、非刑罚处罚方法性质本身等多个角度论证,认为其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而是一种由犯罪行为属性所决定的附随性后果,体现的是法律对犯罪行为追究的多重性、多层次性。     

“街角青年”非刑罚处罚的司法保护

我国现行刑法典的非刑罚处罚设计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调和标准的,未能充分考虑到"街角青年"犯罪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我国现行非刑罚处罚在针对"街角青年"犯罪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体系性缺陷。当前街角青年犯罪现象大量存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正视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局限性的客观存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先进模式,完善非刑罚处罚体系,不仅对司法实践中合理处罚"街角青年"犯罪案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对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坚持"以人为本",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问题,改革创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处罚的原则与方法,遵循刑事立法非犯罪化、刑事处罚非刑罚化等原则,采取司法警告、补偿损失、善行保证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加快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步伐,对有效打击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挽救和保护未成年人,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青少年刑事案件处罚问题研究

青少年刑事犯罪案件是我们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对相关的国际公约进行了探究,总结出了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指出现行处罚制度中刑事化、监禁化处罚措施中不利于青少年犯罪人发展的弊病,进而通过对国外此类案件处罚制度的比较,认为现行处罚制度应在适用非监禁化、社会化、社区化处罚措施,改进扩大审判主体,在案中、案后积极引入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案件处理等多方面加以提高,以期对青少年犯罪行为进行干预和矫治,实现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青少年犯罪人利益间的平衡,体现刑罚本身的公平性和公正效益性。     

犯罪客观处罚条件刍议

客观处罚条件 ,是指犯罪成立之后 ,国家对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必须具备的某种客观事实条件 ,其实质是以某种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 ,以完善犯罪构成 ,消除目前理论中的混乱。我国刑法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应当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1 .客观处罚条件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2 .客观处罚条件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关系 ;3.客观处罚条件与过失犯罪中危害结果的关系 ;4 .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刑罚处罚与刑事处遇措施的逻辑展开——以我国少年刑法规范为例

少年刑法是我国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刑法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尚无系统的少年刑事法典,相关的刑法规范只是在普通刑法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且存在诸多问题。明确对少年犯的从宽处罚幅度,加强刑罚处罚原则间的协调,改革少年犯刑事处遇措施,建立对少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司法保护制度以及刑罚裁量制度,应成为完善我国现有少年刑法规范和未来制定少年刑事法典的重要内容。     

论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

文章认为环境犯罪行为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新型的犯罪行为,其与传统犯罪行为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决定了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亦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犯罪的刑事处罚,以适应惩治环境犯罪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现代刑罚理论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未遂犯的从重处罚、法人犯罪处罚的多样化,及特殊主体处罚的加重等方面.     

再谈经济犯罪概念

经济犯罪的概念至今无有定论,盖源于经济犯罪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复杂性.经济犯罪调整的经济关系应该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和商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经济犯罪是违反经济活动管理秩序中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和商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非法从事经济活动,或者是从事经济破坏活动,而达到应受刑罚处罚危害性的行为.     

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上市公司高管犯罪已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线.高管犯罪多发有案件的查处、移送缺乏具体标准,经济犯罪圈入罪门槛偏高,刑罚设置不尽合理,司法裁量失当等多方面的原因.防治高管犯罪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经济犯罪案件查处、移送的标准,规范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修改完善相关罪名和法定刑,在刑罚体系中增设资格刑等应对措施.     

试谈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惩治的刑事立法

贪污、贿赂是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 ,妨碍国家经济建设 ,腐蚀干部队伍 ,损害国家机关威信 ,污染社会风气 ,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只凭一次或几次集中打击 ,是根本铲除不掉这个社会“毒瘤”的。我们认为 ,应有必要把贪污罪与贿赂罪一同并入渎职罪 ,适当调整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幅度 ,降低起刑点 ,从严掌握贪污、贿赂罪与非罪的界限 ,提倡重刑与轻刑并举 ,增加对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罚金刑与资格刑的适用 ,最终完成司法解释与业务规范的合作 ,取得与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斗争的胜利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论经济犯罪的刑事诉讼治理

经济犯罪是犯罪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犯罪已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心。在法治发达国家,把经济犯罪作为一种轻罪,并在刑事诉讼中设置了特别程序和措施。我国治理经济犯罪起步较晚,尚未建立系统、有效的刑事诉讼治理模式。借鉴域外治理经济犯罪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审判程序中,设置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治理经济犯罪的有效措施。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犯罪本质二元论新说

犯罪本质一元论把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唯一本质特征,把应受刑罚惩罚性看做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当然结果,不仅使得犯罪三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矛盾,而且不能科学地解释犯罪与犯罪构成、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含义,把应受刑罚惩罚性作为犯罪的主观特征,把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客观特征,即犯罪本质二元论,不仅使犯罪三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而且能科学地解释犯罪、犯罪构成、刑罚等诸范畴之间的关系。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刑理分析

从刑法理论角度分析，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种对职业资格的限制与深化的复归理论不符，不利于犯罪人真正回归社会，同时也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和罪犯为“特殊弱势群体”的理念。这种就业资格的限制否定了刑罚的功能，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抵触。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霍布斯刑法思想评介

霍布斯是资产阶级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刑法思想十分丰富。他认为,犯罪的概念为以言行犯法律之所禁或不为法律之命令;一切犯罪源于无知、谬误和激情;罪与非罪应以法律为依据;刑罚可分为人罚和神罚,人罚包括体刑、财产刑、名誉刑、监禁、放逐等;刑罚权的依据在于人民的放弃而非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