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亲属法文化滥觞与传承

在“诸法并存,民刑有分”中国古代法律中,亲属法突出反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中国亲属法文化滥觞于古代的习惯和礼,进而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备了法的形式;中国古代亲属法文化的特点最能反映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根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对我国当前的亲属立法具有深刻的传承意义。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特点--兼论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刑法典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由总则和分则两部分组成;采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一的编纂体例;由低层次的“以刑统罪”向高水平的“以罪统刑”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分则篇目依据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危害大小,从重到轻进行排列;具有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只规定了刑事责任及其刑罚制裁的实现方式。这些特点体现了当时的立法宗旨,对于维护古代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脸谱化”叙事反思——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考察

时下对传统法律文化一直存在着一些"脸谱化"描述,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法一统,社会与法律绝对停滞,司法行政完全混同,专制之下毫无法制,等等。在黑格尔、韦伯等西方视野中,传统中国更是反法治的代名词。这些描述有一定合理性,但有不少放大与扭曲,不乏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是"法律东方主义"的叙事体现。古代君主权力虽然强大,但也会受到某些制约,并非想象中的恣意妄为。古代法律不能局限于律典律令,而是礼典、习惯法、伦常等组成的多元性的礼法体系。除却刑法之外,也存在行政、经济、民事、礼仪等各方面规范。行政与司法并非完全混同,而是"合中有分",中央一级多由不同部门执掌行政司法两权。绝对停滞论则抹杀了历史上的法律变革,最终让中西文明沦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理应批判,但不能过度扭曲,而应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其制度治理的合理资源应该重视。     

中国古代死刑中替代刑的运用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存在着替代刑的运用问题。替代刑在死刑中的运用受到每个时代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替代刑，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替代刑的种类与每个时代社会的需求与目的有关，整个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的替代刑在总体上又受制于整个死刑制度的制度设置与目的需求。先秦时期主要是流刑与赎刑；秦汉时期是迁徙与宫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徙流；隋唐时期是加役流、配流；宋朝时期是配隶；元明清时期是充军与发遣等。替代刑的发展体现着中国古代整个死刑制度及刑法制度的变迁。     

浅论中国古代法的刑治主义及其成因

在中国古代法律观念里，法与刑通用，法即是刑。法、刑、律主要指刑法，中国历朝法典都具有重刑轻民的特点，主要的法典也都是刑法典。即便民事法规也具有浓厚的泛刑法倾向，刑罚是最主要的法律制裁手段。刑治主义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性恶论的哲学观、家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形态等几个方面。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     

和谐的中国古代刑法

阴阳思维是中国古代达致和谐的思维范式,中国古代刑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身形成和谐的系统,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层面均能看到和谐的表征。古代刑法在维护伦理和谐、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其局限性。分析古代刑法中的和谐要素,是建立当代和谐刑法必不可少的一步。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人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恤刑略论

"恤刑"在现代意义上通常是被理解为与酷罚相对的、防止刑法滥施而使刑罚适中的一种制度.但是作为我们意识中存在的一种制度,恤刑在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内涵显然不只是这些.其在历史的内涵上大致包括如下三种:其一,慎用刑法.其二,恤刑特指减刑.其三,恤刑一词在明际清初是指由中央派往地方审录刑囚、清理滞冤的官员,该制度始于明太祖时,于成化间定制.     

关于见危不救的刑法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见危不救涵义和表现形式的分析,以及对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关于见危不救入刑的考证,新阐述了见危不救的涵义和表现形式.在我国把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需的.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方面而言,道德需要不断的法律化,而且道德的法律化是因时而变的;从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适度入刑有利于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同时,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也要求适度的法律化;另外,从"见危不救"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它也需要刑法予以调整.     

论中国刑法的自然法思想

我国自古就存在着自然法思想,在古代刑法中可以找到自然法的踪影;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隐含着自然法的思想。在当下,自然法对刑法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弥补实证主义刑法规范的封闭、机械与僵硬。自然法以独立原则或规则的形式纳入刑法体系是顺应后现代思潮的最好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发挥后起法治国的优势,绕过大陆法系弯曲的道路,直接吸收和借鉴当代的有益探索,自然法恰能满足这些探索的初衷。     

中国古代有没有行政法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行政法".其实,从行政法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组织法、官吏法和监察法三方面对古代行政法作一简要分析,可以说明古代行政法不仅有,而且有许多理念、制度、原则值得现代行政法借鉴,我们应以史为鉴,形成古代行政法与现代行政法的互动.     

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是法律的法律,拥有至高效力。宪法的性质决定了宪法在私法领域的可诉性,同时,它也是司法机关审理民事案件的内在依据。确认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将使宪法同民事规范一道共同编织起对公民私权利保护的庞大网络。     

论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涉及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权法等各项民法制度.基于不法原因而为给付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亦极为普遍,对此一情形的调整现行法主要从刑事和行政的角度进行,而民法对此类问题却"束手旁观".这是私法弱化而公法强化的一种非正常现象.     

试论人权的刑法保障的若干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具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就刑法保障人权的性质而言,刑法规范本身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是消极性的,但也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就刑法保障人权的范围和内容而言,分别具有广泛性和特定性.刑法保障的人权是经过其他法律调整后所形成的法定权利,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就刑法保障人权的对象而言,刑法不仅要保障犯罪人的人权,而且要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     

海峡两岸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比较研究

关于著作权刑法保护问题,我国台湾地区采用附属型立法模式,大陆则采用集中型立法模式;价值取向上,台湾秉承“人格价值观”,大陆则吸收了“财产价值观”理念;主观归责条件方面,台湾没有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也不限于故意,过失也能构成犯罪,客观归责条件为,行为人实施了著作权法列举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大陆则不同,它强调主观方面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故意”,二是“以营利为目的”,客观归责条件也有两个方面,即(1)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或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2)情节严重。关于著作权犯罪的刑事处罚,两岸在刑种设置和程序安排上也有很大区别。由此,完善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具体构想为:(1)建构附属型刑法保护模式;(2)严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法网;(3)采用自诉与公诉相结合的刑事追究程序。     

中国古代之民法——“礼”——从民法的本质谈起

从20世纪初至今,学界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该问题的两种相对的立论反映了近代以来对中国法律本土资源的不同认知。我们首先从无民法论之立论角度,指出以西方近现代民法之概念为视角的不妥之处,从民法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指出中国古代礼即为民法。     

关于精神伤害行为的立法探讨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精神伤害罪,民法、行政法对精神伤害行为的规定也比较粗略。因此,弄清精神伤害行为的类型和实施方式,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严重伤害行为为犯罪,并明确界定刑法、民法对精神伤害行为的管辖范围,对于完善精神伤害行为立法很有必要。     

唐代涉外民事法律初探

在"重刑轻民"的中国古代社会,关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不很发达,尤其是有关涉外民事法规更少。唐代是我国封建法律颇为成熟的时期,从现存的中外典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唐代涉外立法的逐步完善,为解决涉外法律冲突,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