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

网络民粹主义是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兴起的一股政治思潮。它由两种力量所构成,一种是网络批判现实主义,另一种是网络民族主义。前者以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为主要关注点,以反权威、反精英主义的底层姿态出现;后者则以反对全球化、反对西方国家为内容,以极端排外性的情绪表达为形式。尽管网络民粹主义表达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诉求,强调了对改革公平性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它利用极端的、偏激的,甚至暴力性的语言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非理性表达,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信任和仇视,并不时地与现实中的集体性事件结合起来,试图推动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形成,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激化社会矛盾、分裂社会的后果。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最根本的方法在于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前提下的社会公平、公正。一方面,应完善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政治参与的途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另一方面,在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建设,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在经济领域实现分配正义。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原因分析

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民粹主义的兴起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经济衰退和经济转型常常会引发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还与政党衰败、精英腐败、制度衰退有关联;在文化心理方面,文化冲突、抗争性政治文化、缺乏对政治的尊重与信任亦会诱发民粹主义;在社会方面,身份认同危机、社会分化、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以及媒体因素等,都会影响民粹主义的发展。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拉美民粹主义

一直以来,民粹主义在拉美地区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拉美民粹主义弥补了寡头阶层和大众社会之间的裂痕,确立了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的目标,成为现代拉美社会控制的主要政治形式;民粹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发生与盛行,代表着一种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危机的激烈政治反应,而庇隆主义则是它的经典注解;尽管庇隆主义不能完全被解释为民粹主义,但其民粹倾向极其清晰;就独特性而言,拉美民粹主义以城市劳工为主体,具有卡里斯马型权威政治倾向和经济上的改良主义取向。     

启蒙与民众崇拜的悖谬——关于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精英话语,内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具有内在的思想张力,使得知识分子面临既要启蒙民众又要对民众顶礼膜拜的尴尬处境。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粹主义所蕴涵的道德形象极具感召力,使得反智一面得到无限张扬,上升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信念。到了新时期,民粹主义逐渐失去其原初的真诚与激情,蜕变成一种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文学策略或迎合世俗的借口。     

民粹主义视角下美国陪审制兴衰的逻辑解析

对民粹主义和美国陪审制的研究连篇累牍,却鲜有关注二者的逻辑联系——美国精英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血统赋予陪审制民粹主义性质。遵循民粹主义发挥影响力的逻辑,可勾勒出陪审制政治和司法价值由盛而衰的逻辑：在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陪审制被精英利用,发挥了破旧立新以保障自由、包容性促、进民主等价值,实现了政治价值;随着美国精英政治日渐边缘化民主,陪审制因民主性和反精英性受到精英压制,其民主制衡能力被认为和法治相悖而受到侵蚀,政治价值减弱。同时,陪审制的道德同质性、推崇陪审团集体的常识和判断能为旧式审判提供合法性支持,实现了其司法价值;但民粹主义的陪审裁决具有不稳定、反智倾向、种族歧视性及低效性等,和现代司法追求的理性、公正和效率价值相悖,司法价值减弱。民粹主义的视角可以统合美国陪审制兴衰的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也可为其他国家陪审制的移植和改革提供解释思路。     

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外交政策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以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两种作用形式出现。当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相联系时,具有寻找敌人、反跨国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内在偏好。与之相比,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策略选择,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民粹主义叙事逻辑,使外交话语带有再政治化及否定性特征。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构成了民粹主义两种基本的作用形式,二者既有所区别,又互为整体,其互动关系充满张力。将欧尔班及莫迪作为案例比较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国别差异,但政治话语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具有弱整体性的特征,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外交体制的改造,鼓励了外交事务的公众参与,但其效能受制于国家实力与国家制度、传统外交机制及自身缺陷,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     

俄国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一个历史的述评

民粹主义是落后国家普遍出现过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现象,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俄国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过了如下的历史逻辑过程:(1)19世纪中叶民粹派先驱和革命民粹派所主张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跨越论”;(2)188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前期代表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不通论”;(3)18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后期所谓的“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论”.19世纪末,普列汉诺夫与早期列宁主要批判了民粹主义“经济学上错误的”方面;而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则肯定了民粹派“世界历史上正确的”方面.     

伯明翰学派与文化民粹主义

伯明翰学派的大本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2002年6月遭遇了被关闭的噩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理论上颇难逆转的文化民粹主义困境.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具体体现为文化生产民粹主义与文化消费民粹主义两种形式.它们是由战后英国平民阶层日益崛起的社会背景与雷蒙德·威廉斯等理论家强调平民文化权利的文化理论共同促成.由于文化民粹主义的局限,伯明翰学派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教化功能,并失去了真正介入社会生活的能力.当代文化研究要避开文化民粹主义的困境,就需要确立一种多元的文化观念,对文化生产领域保持密切关注,并且时时注意保持同现实生活的互动关联,避免陷入纯学院化的研究.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生发土壤及其生成背景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一种具有周期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民粹主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徘徊于全球各地,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纷扰。然而,民粹主义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某些人心血来潮发明出来的,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受多重因素影响而衍生出来的,其有着自身独特的生发机制——"民"、"粹"、"民粹关系"以及"网络"基本上构成了当代中国网络时代民粹主义的生发土壤与生成背景。     

西方视野下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运动源自19世纪后半期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的社会政治实践,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性受到世人关注,与其相关的民粹主义问题才开始成为政治学家们关注的话题。此后,学者们将民粹主义与现代化、民主化、经济与政治发展等研究主题联系在一起．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在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等不同范式的指导下解读了民粹主义,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认识历程和基本判断。     

李大钊与民粹主义

五四时期，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受到民粹主义的一些影响，体现在他号召中国青年效仿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以及他对待农民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李大钊之所以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根源于中国具备了民粹主义赖以生存和传播的社会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意识，以及他本人早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未被民粹主义所左右，而是有所超越。     

马克思与俄国民粹主义

长期以来,对于俄国民粹主义,学界往往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其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事实上,俄国民粹主义非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相反还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重要思想来源。虽然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有一个从批评到初步接受再到基本认同的过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没有俄国民粹主义,便没有晚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重新探索及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主张的提出。     

群众路线与网络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热点讨论、发表政治见解、监督政府行为,构成了一幅“网络民主”的画面,但在网络民主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看似与群众路线相同,但结果却往往相反,给党和国家以及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网络民粹主义与群众路线异同的分析来探讨如何坚持群众路线,破解网络民粹主义。     

再论孙中山与民粹主义

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制度设计,并且由于中国的社会问题还处于“未病”的状态,中国就有了先于西方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跨越”优势.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而不是站在农民、小生产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采取了自认为“简单易行”的平均地权的方式.     

近廿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争论

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探讨与争论的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以及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外的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已为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同。但对于建国以后民粹主义思想存在与否及其影响的问题,特别是涉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的问题”,争论就十分尖锐激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学术范围,掺杂了许多政治色彩。     

驯导网络民粹主义:我国政策制定中的长期性难题

民粹主义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民粹主义迅速兴起并在我国政策制定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追求政策制定的公平正义,激发大众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合理有效制定等;另一方面,它以真实民意自居影响政策制定,反对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诉求直接民主破坏政策制定程序,以非理性行为影响政策方案选择等。网络民粹主义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难以根除,只能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体系、培育现代化公民、培养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长期的政策制定实践中实现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规范驯导。     

试析民进党民粹主义的成因、本质及困境

受台湾特殊政治文化环境、现代公民意识不健全以及体制内资源匮乏的影响,民进党走上了民粹主义的道路。本质上而言,民进党民粹主义是一种虚伪的政治策略、一种破坏性的政治思维和一种空洞的政治价值。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完善以及岛内选民的理性化,民进党民粹主义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道德困境、组织动员乏力以及信任危机,深陷发展困境。     

西方视野下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运动源自19世纪后半期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的社会政治实践,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性受到世人关注,与其相关的民粹主义问题才开始成为政治学家们关注的话题.此后,学者们将民粹主义与现代化、民主化、经济与政治发展等研究主题联系在一起,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在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等不同范式的指导下解读了民粹主义,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认识历程和基本判断.     

浅析民粹主义成因中的民主矛盾性因素

<正>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而抽象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不时地闪现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从其时代背景及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它是现代化的产物。民粹主义的实践与直接民主理念联系密切,若考察自19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下)

1874年,俄国民粹主义的洪流终于冲开了历史的闸门,它咆哮怒号、倾泻而下,思想之流变成了塑造社会历史的激进运动.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它与那个时代早已震撼欧洲并试图影响整个世界的另一股思潮——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全方位的遭遇.这场遭遇战的先锋战将,马克思主义一方是老将恩格斯,俄国民粹派一方是小将特卡乔夫.恩格斯与特卡乔夫之间的这场较量使19世纪两种激进主义形态被迫开始了相互冲击、相互消磨、相互蚕食而又相互交融、相互吸收、相互塑造的痛苦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了解这一痛苦过程,就不能理解马克思晚年阅读、思考、写作的微妙变化,就不能理解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内在冲动及其缺陷,就不能理解列宁主义的理论渊源的整个复杂性,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效应及其在东方社会的存在与演变形态.本文尝试还原这场遭遇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及其进行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希望借此为人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互构性”关系赋予一些激发性要素,同时也为人们审视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接合民粹主义逻辑的努力提供更加深远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