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及裁量基准科学体系建构研究

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文物行政执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则导致权力寻租。规范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根据文物行政执法的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权力,构建科学的裁量基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控制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权的实施保障机制,促进文物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公正、合法、合理地运用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作及控制路径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内容。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有效地保证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但又不可避免地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侵害,如何在两者间寻找有效的平衡,是当代公共管理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自由裁量的法律控制——以行政公开为视角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变得越来越普遍,广泛的自由裁量及其瑕疵的存在使得行政法不得不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由于行政公开是控制自由裁量的最有效方式,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理念下,应该将行政公开融入到立法性控制、行政性控制和司法性控制中,从而有效实现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论授益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内容。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行政法学界往往更侧重于负担性行政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对授益性行政中的自由裁量权缺少必要的关照。本文试图在现代行政的制度背景下,通过对授益性行政中的自由裁量行为的法理分析,探讨有效规范和控制授益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途径。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中如何制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的出现,使得行政处罚可以合法、合理和公正地进行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问题.本文从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入手,通过对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原理和烟草行业自由裁量权的现状进行分析,剖析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针对这些问题及成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处理繁杂行政事务必需的行政方法。这种权力如果能得到科学规范地运用，当然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如果遭到滥用，必然产生负面效果。所以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制定、运用的全过程予以科学严密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应当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控制三个方面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     

论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行政处罚作为损益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又有较大的灵活性，一旦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那么对相对人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仍需进行规制，以做到“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罚当其罪”，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正义。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是行政法治的必然产物 ,并且反作用于行政管理。但是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本身固有的特性 ,使其在发挥积极作用时 ,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由此 ,本文提出要从事前事后两个方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予以控制 ,并且对目前我国行政法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性”控制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的条件下,传统法治所提出的合法行政的要求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越来越软弱无力,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控制日显重要.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决定了它是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才能最终实现行政法治.     

规范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以绍兴市为例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运用最广泛、最经常的一种权力,也是我国行政法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规范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状分析,提出问题,进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提出对策.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和谐行政价值

在行政法领域,实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良性互动,是构建和谐行政的基础。相对人行政程序抗辩权之于实现和谐行政的价值展现在两个向度:一是能有效平衡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二是能有效消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提升行政相对人之法律地位略论

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与服务行政观念的确立已使行政法学界较多地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传统理论过分注重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轻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行政法律关系以直接管理为主导,不利于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行政法朝着文明、民主及科学的方向发展。得益于行政法理论的进步和行政活动实践的发展,试就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提升问题作一阐释。     

“会议纪要”的可诉性研究——兼论《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之扩大

行政诉讼视野下的会议纪要概念在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并不明确，因此确立一个具有行政法效果的会议纪要之界限至关重要。在确定会议纪要的可诉性时，不应当仅从某个行为的主体方面和外在表现形式上来考虑，而要从其实施后果和社会危害性方面来分析。法理上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侵害必有救济”，行政诉讼也是如此，只要一个行政行为有可能给相对人造成损害，就应当将它纳入其受案范围。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法律需要尽快确立将会议纪要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和原则，以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之目的。     

论被告人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基于人权保障理念的解读

作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被国际法文件确认为一项保障人权最低限度标准,该项权利直接来源于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也符合诉讼效益的现代理念。被告人选择权的基本内容包括简易程序启动上的选择权和启动后的变更请求权,此项权利的落实须以被告人事先案情知悉权和能够获得充分的律师辩护为保障机制。针对现行立法上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阙如,转变观念,从立法上明确被告人的简易程序选择权,有利于提高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保障水平,有利于简易程序功能的切实发挥。     

行政权概念冲突与重新认识和确定

行政权是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它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对行政权的控制成为行政法治的关键,然而,由于传统行政权理论的单方性、强制性、执行性的局限,行政权概念内涵与现实行政实践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有时用传统行政权理论解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现象显得力不从心或者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权内涵进行重新认识,分析矛盾表现,并在借鉴国外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现代中国行政权的认识,力求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把握,并确立符合现代行政实际特点的行政权概念。     

死刑复核程序完善与辩护权保障机制研究

人类刑事诉讼制度在由纠问式向混合式诉讼的历史演进中,对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确立和完善提出了内在要求。以审判权与控诉权分离为前提,被指控人获得了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辩护权成为一项法定权利得到确认并不断被强化,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在我国,辩护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专属权利,来源于宪法的规定,具有最高权利效力等级,并通过刑事诉讼法将之具体化。然而,具体考察我国的辩护权保障机制的规定,我们发现即使在关涉被告人生命利益的诉讼中亦尚存在重大缺陷。当下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备受关注,而在这一程序的改造中强化辩护权的保障机制,是实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缺陷及对策建议

完善的行政赔偿程序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后能够依法得到赔偿的重要保障。阐述了我国行政赔偿确认程序存在的缺陷,目前先行处理程序的不合理性,以及相关法律对行政赔偿程序规定的冲突。有针对性地提出设立行政赔偿委员会,在现行行政赔偿程序中引入行政听证程序并进行相应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一并式”行政赔偿诉讼程序,取消“单独式”赔偿程序,制定一部行政赔偿程序法等建议。     

死刑复核程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法院对死刑标准掌握不一,形成一国之内法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应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院行使,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     

关于税务强制执行主体的法律思考

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双重主体制度已为税收征管法所确定,但如何划分税务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强制权限,目前尚未有法律法规规定。从分析税务强制执行主体和税务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入手,对税务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强制权限的划分进行了探讨,税务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要了解税务强制执行主体,必须正确理解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和其应具备的条件。     

论行政违法的主客体构成

行政违法同一般违法一样须具有主客体的构成要件。行政违法主体不同于其他性质的违法主体之处在于 ,从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内部构造来看 ,行政违法的主体不是单一的组织主体 ,而是两个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 ,一个是对外的、整体的组织主体 ,一个则是具体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公务人员个体。由此 ,行政违法的主体类型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行政违法的外部主体 ;一类是行政违法的内部主体。行政违法的客体是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或破坏的受行政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合法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了客体 ,具体侵害了什么样的客体 ,是划清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及何种行政违法的界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