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经籍志》经部脱漏书考证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在长期的传抄刊刻过程中有一定的脱漏,统计结果表明,今本《旧唐志》经部各类脱漏六种。本文通过与《新唐书·艺文志》的对照,参考《隋书·经籍志》及其它目录学典籍进行分析考证,对今本《旧唐志》经部所脱漏的六种典籍作了初步考证。     

《隋书·经籍志》和《隋书·经籍志补》体例和著录方式的比较研究

《隋书.经籍志》和《隋书.经籍志补》的体例和著录方式一脉相承,延续了其四部分法和按书名、卷数和作者的顺序著录图书的方式。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同之处。《隋志补》依据其它史书中的作家本传,进一步完善了《隋志》的内容,同时又对所增书目进行了考证。《隋志补》中并没有《隋志》中的众多序录,其学术价值也不及《隋志》。     

艺文志、经籍志命名探微

正史之中,仅有《隋书》和《旧唐书》称"经籍志",其余史书皆称"艺文志",学界对此鲜有考证。从词本义出发,"艺文"指儒家经典之术,"经籍"指儒家典籍或泛指各学派的典籍;从汉人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文"、"经籍"皆指儒家典籍。这两个词的使用与儒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儒学兴盛,以"艺文志"命名来凸显儒家经典治国之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受佛道二教冲击,地位下降,改称"经籍志";唐代以降,儒学复兴,同时为了遵循《汉书》开创的这一传统,遂改回"艺文志"之名。正确理解"艺文"与"经籍"二词的含义是研究《艺文志》和《经籍志》的前提条件。     

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后,官簿私录,多所沿袭,少有变更,这种状况,可以从史部类目中得到反映。后世目录分类之发展,《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即变化甚微或无所变化,后来又新增章奏、岁时、诏令等类目,其原因盖与某类书的数量及目录学家的看法紧密相关。     

关于《水经注》三峡一节的作者

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中,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描绘山川景色文字,其中《江水注》中对长江三峡的一段记述,更是受人称道,被当作郦道元的代表作。但经过考证,这段文字并非郦道元的手笔,乃是引自盛弘之《荆州记》。盛弘之是南朝刘宋时人,《宋书》无传,仅《隋书·经籍志》记“《荆州记》三     

对《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篇卷问题》一文的异议

徐奇堂《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篇卷问题》一文（《广州师院学报》1990年2期），对《越绝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论述，史料丰富，广征博引，考证详实，颇有新意。但白壁微瑕。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一、关于《越绝书》作者的最早著录徐氏认为，“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最先见诸著录的是《隋书·经籍志》，首称：‘《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这一观点可能是受《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黄韦所《关于＜越绝书＞》一文的影响。黄氏认为：“《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时，首称；‘《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     

关于《越绝书》

《越绝书》是我国著名古籍。它历来既备受重视,又多有争论。有人认为,这部书是我国最早的方志,也有人说不是。关于卷数和书名解释也颇不一致。至于作者和成书年代,更是长期争论不休,迄今犹未有统一结论。本文不揣浅陋,也拟就此类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一、卷数与书名问题《越绝书》,《隋书·经籍志》首见著录,作《越绝记》,共十六卷。两唐《志》称《越绝书》,仍作十六卷。《宋史·艺文志》沿称《越绝书》,但改作十五卷。自此以后,有些书,如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及《四库全书目提要》等,著录时,均作十五卷;但有些书,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清姚振宗和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则仍作十六卷。现刊各本均作十五     

侯苞、侯包、侯芭考

侯苞、侯包、侯芭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韩诗翼要》十卷，武英殿本题侯芭撰，中华书局点校本题侯苞撰。《旧唐书·经籍志》亦著录此书，题卜商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韩诗》，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经义考》作“侯氏包《韩诗翼要》，《隋志》...     

目录学视角下的“小说”观念探析——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例

本文在目录学视角下,考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作品,了解两志对小说的类别性质、源流功用的认识与阐述,梳理两志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从而把握中国＂小说＂观念从汉代至唐初的嬗变脉络。     

什么是正史 霸史 别史和杂史

<正>正史.....正史是封建时代官方钦定为正宗的史籍,以各家对正史的注补校订之书为附庸。正史之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至《隋书·经籍志》将《史记》、《汉书》     

《隋书地理志考证》引用文献略考 ——兼论杨守敬舆地学考据之视阈、材料和方法

《隋书地理志考证》针对《隋书·地理志》的文本内容进行了大量考辨订补,解决了原书中许多固有的问题和缺陷,成为《隋书·地理志》让人信服的考证性文本.《隋书地理志考证》的引用文献非常丰富,共引用著述达260种,涉及经史子集以及类书等各个部类,其中以正史、地理志以及地方志文献为主,主要应对舆地学考据中的时间和空间两种视角;引用频次在两次以内的文献,大多数比较稀见,达到166种,单篇的碑铭诗文记征引达60篇(首),主要应对舆地学考据中要素的视角.其引用文献能够反映出杨守敬研治舆地学的广阔视阈,提供了翔实的文献材料,是舆地学考据中最信实的方法.     

法家类著作在古典目录分类中的发展演变

法家类著作在古典目录分类中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书·艺文志》中法家类著作被归入到诸子略中的法家。从《隋书·经籍志》开始逐渐稳定下来,除在明代法家类著作被附录于杂家中外,从《隋书·经籍志》一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被归入到子部的法家或法家类。伴随着这一过程,法家类著作种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家类著作,到后来逐渐增加的宏观法制理论著作、治狱类著作、对法家经典进行考订的法家类著作、微观法制理论著作及辑本。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礼类文献目录之比较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对后代的书籍分类和学术流别的考察具有深远的影响。《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四部分类目录,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二部重要的古代综合性图书分类史志目录,它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影响深远,对古籍考证、辨伪意义重大。本文从礼类文献目录这一角度,对《汉志》与《隋志》试作一个比较,从中看出二者的变化,以及历代统治者对礼教的重视。     

《隋书·经籍志》之“约文绪义”

《隋书·经籍志》继《汉书·艺文志》而后出现,是根据隋代政府藏书目录而编成的,收录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记的书籍。它在吸收和借鉴了前人图书分类法的基础之上,采用了四部分类法并对其进一步完善,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的规范,书中的总序、大序、小序等叙述了经、史、子、集的发展历程,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隋书·经籍志》中的注体制短小,提供了研究古代文化制度的宝贵资料,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专著。     

新序校証

汉代之散文,首推《史》、《汉》,然刘向之《新序》、《说苑》,其在文学生中之地位,亦不容忽视。关于《新序》之政治意义与艺术价值,笔者曾著有《新序试论》一文(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三期),略加论述。惟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马总《意林》,《新序》原三十卷。据各类书所引,则其文在隋唐之世,已驳杂不纯(笔者对此另有考证),至北宋曾巩校书时,更巳散佚太半。故曾巩序云:“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可知曾巩所校,实北宋残本,编为十卷,流传至今,曾氏之功,殊不可没。然十卷虽经曾氏详校,仍多纰谬。自清代迄今,如卢文弨昭之《群书拾补》、石光瑛之《新序     

由《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看目录学流变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三大界碑,由其著述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看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概况。     

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集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楚辞逐步走向经典。别集类的立类及书目传承一方面展示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论语集解》非何晏一人所作

《论语集解》在《隋书·经籍志》题为何晏所作。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即《论语义疏》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都题为何晏所作。现在通行的哲学史史料学、思想史著作和辞典也都持同一说法。实际上,《论语集解》不是何晏一人而作,而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据《晋书·郑冲传》载:“(咸宁)初,冲与孙邕、曹羲、荀(岂页)、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是之,名曰《论语集解》”(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隋书·经籍志》也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     

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渲染敷陈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兴亡故事的专著《吴越春秋》,史家著录,自《后汉书·赵晔传》、《隋书·经籍志》迄《四库》,都以其为东汉经师赵晔所撰。今各家文学史、小说史等论著都采用此说,本无可疑。然《隋书·经籍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等均著录晔撰《吴越春秋》十二卷,自《宋志》以降,已作十卷,与今传本(指元大德十年刊本)同。隋、唐二志及《读书志》、《通考》同时并载有晋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并见《晋书》),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而自《宋志》以降,杨方、皇甫遵二书即不见著录。由此,遂有今传本出于谁手之疑。自明迄今,歧说尚多,大致有五,现缕述如下: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