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农业投资取向和管理方式

保持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政府农业投入的现状即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总额逐年加大,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中央政府投资较大而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乏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农业投入应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同时,在政府农业投资的管理方式上要建立起政府农业投资的稳定增长机制,采取灵活投入方式,提高政府农业投入的效益,改善项目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农业投入的效率     

山区农村现代化农业投入机制创新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

山区农村社会发展关系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建设全局,完善山区农业投入机制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目前,衢州市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初步形成,农业投入项目逐年增加,农业资金使用逐步规范,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明显,但农业投入也存在投资主体为单一、结构不合理、资金整合困难、使用缺乏有效监督等诸多问题,亟需通过完善农业投入机制来加以解决。新时期,山区农村农业投入创新的主要路径是:扩大财政支农比重,创新政府投入引导机制;创新金融服务机制,改善山区农村投资环境;创新农业科技体系,健全山区农村人才投入机制;创新山区农业补贴政策,建立有效的农业支持机制。     

河南省农业生产投入分析及发展对策

河南农业普遍存在投入数量不足、投入质量较差等问题,是限制河南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河南农业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农业投入绝对数量虽有增长,但相对数量下降;农业投入资金“农转非”现象严重;农业和相关产业发展受阻,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农业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贡献率低;农业投入进一步弱化趋势明显;等等。据此应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保证农业投入的经济效益;积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建立有效的农业投入机制等,使河南农业投入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湖南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政府投入的财政支农支出属于投资的范围,而投资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所以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利用1978-2004年湖南省的统计数据资料,用一个修正了的C-D生产函数模型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农业GDP相对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弹性达到0.33,1978-2004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的平均贡献率则达到了46.73%.因此,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湖南应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C-D生产函数和已有的理论基础,选取1990-2014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农业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利用“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稳健型协方差矩阵来估计静态面板模型系数的标准误,同时基于二步系统GMM法对动态面板模型系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省各地级市农业产出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我省各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直接边际产出效应相对较小,但影响非常显著;而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较大,但影响不够显著.建议加大公共性农业投入;加快农村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提升农业产出的规模效益,促进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基于OECD数据的农业服务投入比较研究

运用OECD的农业生产投入数据,从绝对量、比重、结构方面比较了农业生产水平不同的国家农业服务投入的分布趋势和变动规律,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政府农业投入水平对农业服务投入的影响,并简要分析了中国农业服务发展滞后的原因。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统筹问题研究

新农村建设必须有资金支撑,而目前资金短缺严重财政农业投入不足、农村信贷供给与需求错位、农户收入水平制约投资规模、农村集体经济和企业的分化重组削弱了投资实力。深层次制约因素有农业投资的低盈利性和服务群体的弱质性、国家长期的二元经济政策、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农村金融体制变迁脱离实际需求等。因此,必须构建适应新农村建设需求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确保财政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重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导引多元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加大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并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农业。     

黑龙江省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状况的考察

财政支农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提供农业公共产品和服务为目的,对农业领域进行的直接投入。这种投入是政府为了矫正农业领域的市场失灵而采取的一种主要手段,也是目前财政支持农业的主要方式。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财政支农规模和结构的考察,评价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政策实施情况,对于确定今后全省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及支持重点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省财政农业投资现状、成效及问题

广东省“三级”财政农业投资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 ,投资结构也不断得到调整、优化 ,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供给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初步形成外向型农产品生产格局和有效引导其他主体的农业投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着财政农业投资水平和结构难以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没有起到平减农业生产年际间短期波动和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等急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相关性的几点认识

文章对我国农民收入与农业投资进行相关性研究,指出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有极大的相关性,并通过对目前我国农村存在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投入减缓、农民用于投资的资金不足以及投入增加、收入递减等问题的分析,提出促进农业投资、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时机及其框架设计

为维持体制内的增长，政府实行了垄断性金融制度安排。这一安排在改革初期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推进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边际成本已经超过了边际收益，加之我国已加入WTO，银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重要的是做好民营银行的框架设计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地区选择、资本结构和分级管理三个方面。     

生产资源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

在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视域下,采用统计分析、逐步回归、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等计量技术,综合分析了农业生产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生产资源投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水资源投入、化肥使用量、农用柴油使用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呈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弹性系数依次为0.719、0.573、0.300,而土地、农药、塑料薄膜、电力、农用机械、农业劳动力、农业科技等生产资源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建议通过优化生产资源投入结构、遵循科学适量原则、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集成示范推广、提升农业从业者科技文化素质及生态环保意识以促进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进而实现我国现代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广东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探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推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广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相对落后、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职业农民缺乏以及农业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为完善广东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当务之急要以科技保障生产服务、以补贴夯实基础设施、以财政支持扩大教育供给以及以政策引导加强金融服务。     

基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

针对近年来多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或全球经济波动,结合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的时代背景,使用160个国家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Arch in mean模型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再度进行探究。研究认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既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弱化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经济体中更为明显。研究还认为,生产结构多样化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减轻波动对经济的不利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生产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完善的制度建设水平可以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并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体系,在稳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坚持稳健化、规则化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健康的软环境。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农业保险对农民生产决策的作用机制

基于金融市场进入受限视角，分析农民获得农业保险补贴时的最优行为选择，并通过数理推导，证明了农业保险会对农民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其风险偏好。研究发现：由于受有限理性、市场摩擦和市场失灵等因素影响，农民和保险公司会进入金融市场中跨度不同的封闭子集。因此，农民和保险公司会在各自的市场子集内对替代农业保险的其他风险规避方案进行评估。由于农民和保险公司仅在各自的金融市场跨度内对金融产品的正交投影进行定价，因此农户的支付意愿要低于保险公司的接受意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有助于拉近农民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估值的认知差距。因此，农业保险补贴仅通过改变农作物的自然收益率和农民对待边际风险的态度来影响他们的生产选择，这种影响应归因于农业保险补贴带来的更多收益机会，而不是农民风险偏好的转变。     

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与农村消费需求的相关性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回归分析表明,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需求与GDP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已经成为限制农村消费的最大障碍,农村生活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较高,教育、医疗、社保、文化消费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不足已成为影响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从生产资料需求与生活资料需求两个方面,对刺激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契机。一是增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建立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突出财政支农重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三是运用财政与金融手段,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四是调整农村消费品的供给结构,完善农村商品销售服务网络。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     

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下财政支出的均衡路径选择

文章以区域协调增长为背景,探讨政府财政支出的均衡作用路径,在包含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区域模型中,讨论了财政支出边际贡献率和区域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影响,并模拟计算发达地区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支出规模,将有必要实施横向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距,并分析其政策含义。     

财政支出结构如何影响农业保险的反贫困效果

利用2007—2018年我国财政支出相关数据，从保障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两个角度，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的影响及差异。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的总水平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存在正相关显著影响，且保障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为0.7555，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为0.5972；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农业生产规模、农业贷款额度三个方面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产生影响；保障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对重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保障性财政支出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增加1亿元时，重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会相应增加583100元和116600元。因此，在增加保障性财政支出投入的同时，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投入既有利于增强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又有利于缩小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