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晚清学术思想的承传与超越

鲁迅创作与晚清学术思想存在某种承传关系。"在古书里摸索",以至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从而发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这是鲁迅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得益于他对"西学"的认识,通过接受"西学"的科学观念和方法,鲁迅最终走出清代学术的理路而进入了新的文化境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悲剧感悟与悲壮精神--艾青早期诗歌审美意蕴新论

悲剧意识是艾青早期诗歌的审美内核.在作品中,其悲剧意识体现为对个体命运、阶级压迫与民族危机的悲剧性感悟,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和面对苦难敢于用生命去殉道的悲壮精神.艾青诗歌中的这种悲剧意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汇通、承传与超越.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大陆新世纪文学新潮的内在困境

近年来,大陆文坛兴起了一个"底层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其中一些启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作品(如《那儿》、《问苍茫》)又被命名为"新左翼文学"。这些作品及相关评论既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如从前国家意识形态里汲取抗争性资源,又往往非历史、非逻辑地解释中国左翼文化传统,导致"新左翼"命题未能释放出应有的涵义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反而使之狭义化。但使"新左翼"狭义化的还有对"左翼"价值持怀疑、否定的论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本身就是虚幻而荒谬的,结果不仅使他们放过了对以"社会主义"之名长期存在的"身份制"等级社会分析的契机,又以一种"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历史幻觉,面对非规则变动着的当代中国,并衍生出包括"纯文学"在内的各种新意识形态观念。随着所有制改革、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旧的身份制社会尚未改变,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业已形成。这给已经习惯于"纯文学"写作的文学界带来道德压力,也使与"纯文学"观相悖的"底层文学"应运而生。但"底层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其本身在创作和理论上也问题多多,无论是"底层",还是"新左翼"都很快沦为没有生长性的命题。或许,不是从文坛既有问题,而是从"底层"、"新左翼"所黏合的"问题状况"着眼,新的可能性才会被发现。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黑娃：大起大落的悲剧形象－－《白鹿原》人物论之三

黑娃是《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作品成功刻画的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悲剧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丑恶势力对其生命的毁灭;其二,儒教传统对其叛逆性格的消解。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诗经》305篇皆可弦歌考论

《诗经》305篇皆可弦歌。对此,先秦迄北宋并无异议;南宋朱熹等则不以为然;至清代晚期方为学人普遍认同。先秦时弦歌《诗经》的主要是瑟而不是琴。孔子"皆弦歌""三百五篇",修复"周乐","放郑声",既暴露了他保守、倒退的世界观,又有益于《诗经》乐章和弦乐的保存和传承,有利于更好地施行乐教,使原本局囿于宫廷宗庙以及贵族、卿大夫之家的弦乐,加速下移并普及于士阶层,并对后世文人乐于琴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吉狄马加诗歌与山地诗学:从泛族群格、泛人格到盖雅生命圈的价值命题

在世界屋脊提出的"山地诗学",根基于喜马拉雅原住民混融的宇宙观和世界自然哲学发展的盖雅生命观,吉狄马加诗歌从"泛族群格"走向"泛人类格",发展至"泛生命格"的文本自觉。在虚拟景观的赛博文化碎片中,他从族群祖先史诗式天真,以背负神秘的神话性和沉重的历史象征,在史诗、颂歌和歌谣之间逡巡并延展基本的人类传统价值;在当下技术背景中感悟和传递生命之间的感应和轮回的宇宙诗意,与自然哲学从"第四世界"获取灵感发展出的盖雅理论暗合。     

韩非政治哲学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沉淀

韩非政治哲学直接指导秦朝政治建设,并深刻影响了两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发展,它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及各种政治思想,严重熏染了传统的政治观念。由于它有悖于社会政治运动的规律和民众的自然天性,统治者不得公开彰显,而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将其"潜抑",成为隐藏在政治语言系统背后,影响政治行动的思想逻辑。同时由于"百代都行秦政制",韩非政治哲学也决定性地影响了政治领域的制度文化。通过对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影响,韩非政治哲学沉淀于民族的政治文化之中,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方面。     

“修辞立其诚”本义探微

对于孔子在《周易.文言传》中所提出的"修辞立其诚",前人有许多解说,迄无定论。若从其解释《周易》卦爻辞的角度结合其言说语境去考察,这一观念其实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卜筮文化传统中强调职业操守和"思成"心理等重要思想和情感。"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立诚"则主要强调历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修辞立其诚"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敬言"、"谨言"、"慎言"的优良传统。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学、文章学、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茅盾“女作家论”的性别因素

茅盾在"女作家论"中对女作家创作活动的论述不乏精到见解;与此同时,男性本位的性别意识与时代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渗透于他的评论。他一方面真诚提倡和鼓励"女性的自觉",另方面又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在创作中的多样展现缺乏理解,以致其批评文本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性别盲视或偏见,忽略了特定历史阶段女性创作在性别问题上所承载的特殊文化使命。     

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基本态度,对其中蕴含的鲁迅的深层意识及其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争过程中,鲁迅《论"第三种人"》等措词比较温和的文章,既与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等采取"同一步调",又对"第三种人"的"中立"深表怀疑——后者作为"弦外之音"蕴含着鲁迅对"阶级革命"问题的建立在双向否定的体验中的独特理解:他既坚决反对以共同人性来掩盖阶级对立和政治屠杀的严酷现实,又无法容忍"革命文学家"在虚拟的阶级斗争中采取恐怖主义;既坚决反对"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值逻辑,又无法容忍将一切是非相对化的中庸主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意味着他在这"双向否定"的"失语"的苦苦挣扎中,对一个人在严酷现实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道德思考和行为选择,这一思考和选择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的底层立场。     

论贾谊悲剧的原因

西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从政时间只有11年,而他却以一个悲剧形象留在后人心目中,曾经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从历史原因、政治背景、性格因素三个层面探讨,不难看出贾谊悲剧的必然性。历史原因:贾谊提出的礼治方案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汉初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是造成贾谊悲剧的根本原因。政治背景:在朝老臣的嫉妒诋毁;汉文帝爱其才而不用其人。性格因素:志洁行廉,竭忠尽智;自恃其才,藐视大臣;感情脆弱,“不善处穷”。因此,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