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孔氏

会稽孔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从两晋南朝的史籍中梳理出孔氏一族的人物、事迹和世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六朝世家大族的发展状况、会稽郡的开发及其在当时的经济地位.     

"会稽"新释

会稽之名 ,出自“禹会”传说 ,但地望所系 ,异说纷纭 ,均因夏代疆域范围和“越为禹后”传统思维定势所束缚。考之“会稽”古音 ,愚以为即“余”的复音缓读 ,会稽即余 ,会稽山即余 (涂 )山 ,余是夷的对音 ,越是夷的假借 ,“夷”为越族的古称 ,东南沿海为夷民族早期生息之地。越夷同源 ,禹越一体。“禹会”实为钱江南北两支夷 (越 )部族在“余”地的会战 ,地望在今绍兴与萧山两地之间。夷族北迁 ,入主中原 ,后又流散 ,“余”(会稽 )地名随之带往新地。所以“会稽”当源于浙江。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武帝时徙民会稽辨正”质疑——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葛剑雄先生在其《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认为：“武帝时根本没有向会稽移民。”本文对葛先生之说不敢苟同，认为从汉初的政治形势、社会矛盾、民族融合及会稽地区的人口状况来看，武帝时徙民会稽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略谈《勾践栖会稽》的主题及表现特点(注)

明末思想家王思任说过:“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越中人一谈到越王勾践,就会自然地想起“卧薪尝胆”的成语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勾践栖会稽》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材料: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退保会稽以后,如何跟吴     

古代夷越、畲族关系探微——从广东发现“会稽山”和“偃王城”说起

一、四个会稽山 历史文献中可查到不少以“会稽‘’命名的地方,其中有四处最为著名。即辽西会稽山、山东会稽山、浙江会稽山和广东会稽山。这四处会稽山都离海不远。就历史先后而论,最早的为辽西会稽山,次为山东会稽山,次为浙江会稽山,又次为广东会稽山,正好由北向南,依次推移。这其中当有规律可寻。 辽西会稽山。《淮南子·记论训》:“东至会稽浮石”。《淮南鸿烈解》:“会稽,山名。     

试论会稽郡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

会稽,向为历史名郡,在那里发现的母系时代之“河姆渡文化”,堪与中原“半坡文化”相媲美。春秋末期,吴越政权崛起于此地,曾先后一度争霸中原。秦汉以降,会稽本是扬州望郡之一,但因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偏于黄河流域,会稽的地位似乎无足轻重,或以为它与扬州各地相类似,“数百千里夹     

《“五斗米”不是道教是“日俸”》

刘晓云同志认为,“五斗米”是指五斗米道教徒,延伸为权贵。此说未免牵强。刘说陶几次出仕均受到官场中五斗米道教的排挤和压制,但末列具体事实。有姓名可考“与陶渊明势不两立”的王凝之,是“会稽内史”,会稽郡治在浙江绍兴;而彭泽县属豫章郡,不归它管辖。陶辞官是义熙二年(406),王凝之却死于隆安三年(399)。从时间、地点多方面考察,王不可能是陶的     

江东士族

孙权时期,江东士族政权已然形成,豪门望族在吴土势力浩大,影响甚巨。晋室南迁以后,江东士族与渡江而来的中原士族共同维系着南方数百年的士族门阀制度。江东大士族计有十九姓,分别为:吴郡:吴县顾氏、陆氏、朱氏、张氏,钱塘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氏、谢氏、贺氏、丁氏;吴兴郡:武康沈氏、姚氏,乌程丘氏;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其中,顾、陆、朱、张四氏在东吴时,多出名臣,家族鼎盛,莫与之比,为江东士族之冠。 …     

南宋浙江文化的大发展

浙江远在五万年前文身断发、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就有“建德人”的开辟草莱之功。在七千年前又有河姆渡人披荆斩棘,创造了新石器文化。但浙江有文献可考的历史较晚,在春秋时期,越族人在会稽建立了越国,“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灭掉了吴国,     

孔安国及其孔臧的生卒与学术

《史记》、《汉书》记载孔安国与孔臧的生平事迹及学术不详。综合前人成说,孔安国生卒年大致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左右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之间。孔安国学术内容广泛,其学术思想与稷下学派有关。孔臧生卒年大致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至元鼎三年(114)左右。《汉书.艺文志》所录《太常蓼侯孔臧赋》20篇及唐复出的《孔臧集》早佚,今所见孔臧四赋、二书存于《孔丛子.连丛子》,尤其是四赋多为四言诗体形式,是所见较早的西汉四言诗体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小尔雅》成篇时代与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

从文献学角度对《小尔雅》的成篇时代、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小尔雅》最早成书于秦汉之际,最早的作者为孔鲋,其后此书历汉、魏、晋又经后人增益、改定。《小尔雅》对《孔丛子》而言,最早于秦汉之际被附于《孔丛子》,魏晋之前被辑出单行。后人以为其先单行后被采入《孔丛子》,与事实不符。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临川孔氏考略

临川孔氏系孔子后裔,其始迁祖有二:孔彦邦、孔琬,均为孔子49代孙,在南宋孝宗朝落居临川,至今800余年,传30余代,子孙以万数,文章对其源流和名贤略作考证。     

论阜新辽墓壁画的特点与价值

阜新地区发现发掘了辽代契丹族壁画墓,主要有西山村辽墓壁画、辽许王壁画墓、黄家沟辽墓壁画、平顶山辽墓壁画、平安地辽墓壁画、关山萧和家族墓壁画、烧锅营子萧墓壁画、萧图古辞家族墓壁画、木头沟石板壁画墓、马家壁画墓、程沟辽墓壁画,为研究辽代契丹族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当今人们研究辽代社会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佐证。不仅反映了辽代丧葬习俗,而且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反映了辽代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揭示了契丹人汉化与辽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折射出契丹民族精神;展示了契丹民族的文化风貌。     

80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研究述要

80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研究主要涉及阶级、阶层,家庭、宗族,农民起义,社会人口,社会流民,灾荒与赈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婚丧礼俗,宫观陵寝建筑,以及妇女、老人,环境保护等方面。其中对于豪强、士人、门阀、家庭等方面的研讨尤为热烈,成果亦显突出。     

孔臧《鸮赋》与西汉四言赋抉微

孔臧其人及其作品,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其事迹及作品今存于《孔丛子》中,其中的四赋二书当是可靠的。他的《鸮赋》是纯粹的四言诗体赋,确为西汉早期的作品。而四言诗体赋产生也较早,非起于扬雄。从西汉初年到扬雄、刘歆,四言诗体赋呈现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