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

在对张培锋先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的详细探求后,可以发现张文反驳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其所举事例和证据有明显错误。关于“土兵”、“白银”、“腰刀”和“子母炮”等,正如石先生所考证,可以作为《水浒传》成书于明朝嘉靖初年的内证。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与石昌渝先生商榷

通过对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一文提出的几个内证--宋、明土兵制度、银元作为货币流通使用的时间以及子母炮出现的年代等问题进行文献核查和考证,可以发现石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考证均存在史实错误,因而,根据这些"内证"推导得出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再质疑

本文针对石昌瑜《〈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一文,依据大量新发现的资料,对石文中的考证和辩解作出反驳,指出:石昌瑜文章根据不完备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

古典长篇白话小说《水浒》,究竟成书于何时,这是研究此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拙撰《<水浒>祖本探考》(刊于《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提出了如下的看法:郑藏嘉靖时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即《水浒》的最早刻本,它其实就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此文发表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对《水浒》成书时代的讨论。《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发表的王根林同志的《<水浒祖本探考>质疑——与张国光先生商榷》一文针对拙作提出了不同意见。故特撰此文,续申鄙说。     

《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

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中有"或说七等<水浒传>宋江赦者"语,有学者认为这是正德七年(1512)以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铁证".但是通过对熊过生平、<墓表>撰写目的、材料来源、成文时间等的考察分析,结合熊过与杨慎的交往以及他们与<水浒传>的关系,可以确定<墓表>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庆元年(1559-1567)之间,此语并非采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熊过自己对刘七事件的理解或说明,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成为正德七年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证据,更非"铁证".     

百年“嘉靖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比较权威和主流的观点，但反对的声音亦未销声匿迹。近30年来以张国光、石昌渝等为代表学者提出的嘉靖说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不少学人的响应，大有取代元末明初说之势。文章在爬梳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嘉靖说的学术源流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文献学手段、晚明以降的评点式研究、思想评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方法所支撑。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水浒学"的形成与丰富,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种种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与采用,但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水浒传》的成书、本事、版本及作者等方面,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依然是最主流、最有效的途径;序跋式批评则在现代《水浒》传播中蜕变为"出版说明"、"前言"、"编者的话"等形式,仍旧发挥着"批评"的功能。20世纪初以来的《水浒传》研究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其实也与明清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水浒传》的早期接受

首先界定早期为嘉靖时期(1522—1566年)。以郭勋和李开先为个案,通过对郭勋刊刻《水浒传》和李开先创作《宝剑记》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嘉靖时期从上到下大多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忠义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对忠义普遍要求的社会思潮,开后来《水浒》忠义说的先河。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

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据作者,二是通过版本。由于作者真伪难辨,原始版本未曾发现,所以从作者或版本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最终都陷入了僵局。新时期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或从文本出发,寻求成书时间的内证;或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去探讨成书时间。前种方法颇有说服力,但也存在局限性。后种方法立足于现有的有关《水浒传》传播与接受的材料,力图使讨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无疑都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水浒传》“灵官殿”小考——兼及《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

《水浒传》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都写到了刘唐醉卧灵官殿,这应是灵官信仰在民间较为普遍所致。有关灵官之名及其事迹、信仰的记载都大量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之后,因此,关于灵官殿的细节应视为推断《水浒传》成书时间的重要参考依据。     

《水浒传》的早期传播

《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娱乐传播和宗教传播,其中以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为主。《水浒传》在传播过程中还形成了以官刻本为先为主和中心扩散型的早期传播特点。     

《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传播学分析

《水浒传》中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攻打官府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古往今来争论不休。古代文人多认为是忠义行为,也有部分正统文人认为是叛逆造反;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提出农民革命的说法,之后这一说法成为主导,似是不易之论;到了80年代才有人开始提出流民起义、忠义之举、武侠行为、反叛法律等非农民起义的观点。基于此,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学术界关于《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进行了解读分析,认为《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是一个假命题,由于人们的错误理解而进入《水浒传》研究的范畴,再加上我国文史不分的传统、阶级分析法的引进和政治形势使然,使得这一命题的研究俨然成了现实中《水浒传》研究的必然议题。     

《水浒传》与说唱词话之关系新证

《水浒传》与民间说唱词话的关系甚为密切,明人的文献记载已披露了“水浒词话”存在的信息,而《水浒传》文本中诗词韵语等的因袭、重复以及人物、情节描写的程式化等,则充分证明了《水浒传》确实得到过民间说唱词话的孕育,其前身应该就是一部“词话”。     

《箧中词》对咏物词理论的修补和建构

《箧中词》是清代重要的词选本,颇为词家推崇。目前对《箧中词》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谭献的词学思想和从词选角度进行系统研究与理论阐释,而对《箧中词》编选大量咏物词并进行评点,学者们则关注较少。文章从别有怀抱的内蕴要求、比兴寄托的表现方法、幽涩自然的美学追求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四个方面来论述谭献对咏物词理论的修补和建构。     

中晚明之交文学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16世纪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1522-1566）,宦官擅权,朝纲废弛。其时倭寇日炽于沿海,不断滋扰;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人再犯北京。惟因许以贡市,才得转危为安。在此期间,不断有正直的官员——如海瑞、杨慎等——冒着生命危险,屡次向皇帝上疏而被逮入狱或遭放逐。贬谪文学也因而兴起。同时,这也是一个改写小说的时代,《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书都在此时得到了十分完整的改定。否则后来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小说”。与此同时,印刷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也因此由坊间大量出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中。政治迫害并没有使人沉默。而是造就了新一代的作者和读者,尤其是许多读者时时有好奇、求知之欲。此外,嘉靖时期文学产物的丰富和多彩多姿都让人不得不拿它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相比。     

试论皖派学人对张惠言词学观的影响

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开山人物,其于治经上多得皖派学人的指导,从而成为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而其词学也颇多经学色彩。从张惠言治词之目的以及经学施之于词学两方面来考察皖派学人对其词学观的影响,可以展示出清代江南一带的士风和词风。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