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农民家庭策略下的镇域城镇化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立足农民家庭策略变化,基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意愿两个维度分析研究,发现发展能力弱、村庄生活预期强且以发展目标围绕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家庭更多选择镇域城镇化路径。而农民家庭策略是不断变化的,镇域空间在农民家庭中的功能与定位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镇域城镇化的萎缩、内卷问题。但镇域城镇化及其空间发育建设对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将农民家庭的个体选择与镇域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一方面完善公共品统筹层级,构建与镇域空间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盘活镇域空间的经济机会,重视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确保农民镇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独生子女家庭的资源稀缺性与婚姻形式

文章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资源稀缺性的家庭类型,分析了资源稀缺性的体现及其根本原因,并提出在嫁娶婚、招赘婚和两家并一家这三类不同的婚姻形式下,家庭成员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婚姻成为独生子女家庭资源重新分配的一个重大事件,涉及到与另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影响婚后两家间的关系以及代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间的婚姻是一种婚姻策略的后果。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代际伦理嬗变的背景和特征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也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家庭结构、功能以及人们的家庭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结构从传统的大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变动;生育观念从传宗接代到精神慰藉的转向;代际责任关系从传统父慈子孝到单纯抚养子代的转移;代际交往关系从血缘群体到朋辈群体的扩展。由于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得家庭代际伦理的评价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中心的下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核心的转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平等化;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惟一性。家庭代际伦理应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其职能,维系家庭的和睦,追求家庭的和谐,让家庭真正成为自由、舒适、温情的乐园。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消费策略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再生产与城镇化目标相绑定,带来家庭消费方式的变迁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家庭普遍面临着消费扩张而支付能力有限的困境。对此,农民家庭采取透支性消费、保留一部分农业“自给经济”以及代际“两栖”消费等消费策略,通过最大限度地调配家庭资源,甚至是透支家庭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家庭再生产。当前农民家庭消费以透支为主要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在促进城镇化率提升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蕴藏着不良社会后果。基于此,扩大内需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刺激农民消费需求,而在于提升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     

功能性家庭秩序：“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代际干预及其内在张力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成为浙北地区农村家庭满足功能性需求的主要策略。“两边开门”的婚姻模式，不仅解决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危机与宗祧延续问题，也为多子女家庭维持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然而，“两边开门”婚姻模式的形成过程凸显出了较强的代际干预特征，即老年人通过代际权力安排着年轻夫妻的家庭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形成了功能性家庭秩序。同时，老年人也试图通过资源传递形成代际关系的“施受平衡”,进而维持功能性家庭秩序。可是，在功能性家庭秩序的形成与维持过程中，以理性分工和功能组合为基础的“两边开门”婚姻模式，却蕴含着家庭关系的内在紧张。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农村家庭"孝"伦理的重构

当前农村家庭伦理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首先是孝道伦理.从家庭内部的视角来看因为现代农民已经不再具备传统农民代际间互惠观念,年轻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迁.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孝伦理文化教养的缺失.本文立足于在继承、总结吸收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和当代新农村典型实际以及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当代农村家庭伦理重构,以推动和促进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建设.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少难成家、老无所依？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长达近40年,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婚姻成本不断攀升、高价彩礼难以遏制、农村家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合作的“中国女性缺失背景下男性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收集的农业户籍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分析框架与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分析框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界定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的主要场域,为婚姻场域、健康场域与养老场域;识别出各场域典型风险,为成婚风险、性健康风险与自身养老风险;构建出以国家治理模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制度与家庭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弱势群体家庭发展促进工作平台为突破点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治理模式;定义了农村男性婚姻成本概念,包含婚房、彩礼、媒人中介费、婚礼四要素,识别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四种类型,为偏重彩礼型、偏重婚房型、彩礼-婚房并重型与混合型;揭示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变迁特征、结构性差异与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各级政府现行农村地区彩礼治理政策进行回溯分析与效果评价的基...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匹配视角的婚姻和家庭代际分析

婚姻和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分析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利用婚姻代际匹配法对2010年人口普查1‰样本的个体数据进行了加工处理,获得以家庭结构特征为单位的人口信息,从婚姻、家庭代际关系和民族等角度,对人口流动、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当前人口变化的一些新态势和新问题。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