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基于妇女就业的微观过程,从家庭整体性视角解读其就业模式及其劳动力配置的一般性意涵,立足武汉远郊村妇女劳工队的实践经验,发现嵌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农村留守妇女践行半工半家的就业模式,表现为家庭事务优先,兼顾个人非农收入.这一就业模式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在地化、灵活性与互助性形塑的,其根本上取决于妇女家庭角色分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半工半家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配置的新模式,是半工半耕结构的延伸,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城乡关系有机互动.基于此,需重新审视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其不仅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维系社会稳定,同时作为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城乡互动的弹性机制.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农民建房行为的动力——基于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

基于对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分析农民建房攀比行为的动力。在宗族型村庄,农民建房行为受家族观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育观和建业观,这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后,村庄形成相对平均的社会分化网络,而农民也逐渐形成个体责任观,即家庭经济状况由个人负责,于是每个家庭都有着追求家庭优越地位的冲动。实现村庄社会分层的向上流动构成了农民建房行为的外在动力,两者通过“争面子”和“保面子”的面子运作在村庄形成将所有人都裹挟其中的“形势”。     

“面子“：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能力、人品和人缘是“面子”的基本要素,并赋予“面子”以实体性。日常性人情的互动是“面子”生成的基础,家庭则构成“面子”运行的基本动力。“面子”因而与主体内在属性紧密相关,呈现出较强的伦理性、社会性和较弱的策略性、表演性。“面子”的分化形成了村庄社会分层和村庄权威结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层次不同、形态各异的权力运作机制,表现为“统合——孤立”机制、“转化——平衡”机制和“渗透——规训”机制,从而促进了村庄公共秩序、社会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的再生产。然而,市场化逐渐导致“面子”的物化,“面子”逐渐脱嵌于主体的“做人”实践,伴随着“面子”竞争的失控,熟人社会渐趋解体。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     

“乡-城流动”：参与式扶贫与村庄发展的路径

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都是政府输血式扶贫,未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在性需求,缺乏内生性动力。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方式,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产生了回乡投资的强烈意愿,与政府反贫困形成合力,实现了非农化和结构重组的再农化,乡村得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乡-城”流动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式扶贫的实现途径。     

强制商品化:“被流转”农户的市场化困境——基于五省六地的调查

通过考察五省六地的土地流转实践,探讨强推型土地流转给"被流转"农户带来的市场化困境。各地普遍存在的强推型土地流转将农户与土地剥离后,务农户被迫进入了强制商品化进程。在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村庄中的很多半劳动力很难在务工市场上实现再就业,但是消费品商品化却抬高了他们家庭的货币性开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导致大多数务农户都承受着市场化带来的煎熬,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尤甚。鉴于此,建议在充分理解土地之于务农户重要性的基础上,严防各种利益主体强行流转农民土地。     

1949年以来我国生态建设战略的历史演变

生态建设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战略上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生态建设战略的根本要求。生态建设战略的历史演变,充分体现国家发展战略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历史差异。1949年以来我国生态建设战略先后经历了“服务”型、“兼顾”型、“并驱”型和“一体化”四个历史演变阶段。这从侧面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协同动力衰退机理研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速度慢、生命周期短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自我持续成长的协同动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协同动力是内生动力、内生阻力、外在动力与外在阻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遵循形成、增长、维持、衰退的变化规律,因此,在组织衰退之前,需要及时增加动力,降低阻力,促使组织向更高结构层次演化。     

对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解释

传统理论从工资收入差异角度阐释了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但对我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的抽象描述,认为决定劳动力能否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户籍制度约束,而是不变制度工资、家庭决策和非人力财富匮乏导致劳动力缺乏城市生活能力。“两栖”劳动力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积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市民化,保障他们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农村教育制度,使之向务实有效方向发展。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道路取向——再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道路，主要在于依托农村现实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无公害经济，在建设“和谐农村”的总体目标下，逐步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农民的市民化与农村的生态化。切实增强农民的主体能力和市场素质，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在继续加大外部社会力量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的同时，破除中国传统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等级分隔，消除一切形式的对于农民的歧视性文化，全面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     

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的出现。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和农民将消失,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将提速,农业将转型升级,新型职业农民也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城镇化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重构农村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是事关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举措。     

“内生型”农民合作的有效因素分析——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例

农民合作有“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税费改革之后,随着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会退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断降低,“外生型”合作的条件不如之前,村庄社会力量主导的“内生型”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就凸显出来。文章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个案,探讨了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引导下实现“内生型”农民合作的四个有效因素,具体包括：适当控制合作规模、发挥积极分子带动作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同时这四个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摆动型生计：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以重庆市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生计能力显著地作用于搬迁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作为集主动性与反抗性于一体的分析范式,生计能力源于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是内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能力的结合体,是由能力与过程组合而成的能力结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生计能力成为影响搬迁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机制。搬迁户虽面临无土安置与行动能力低下的生存挑战,但易地扶贫搬迁提升了他们的自主选择能力。在选择与调适的过程中,受限于生计能力,搬迁户选择钟摆式流动的生存策略。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以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应对生计困境,较好适应了新环境,形成一种摆动型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