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阈下的新农村建设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农民必然面临着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对以归属感、安全感和确定性为特征的共同体的冲击 ,农民工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应对“社会”的风险 , 农民工往往移植共同体到现代化的城市中以适应“社会”。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正在于解决社会转型造成的心理困扰 :尊重共同体的价值 ,通过改善交通条件和发展经济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增加共同体和外界的联系 ,使共同体接触到异质性因素 ,缩短共同体和“社会”的文化距离 ,进而缓解共同体和“社会”的冲突。     

劳动退休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大挑战。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采取的退休制度所取得的成效,已被大部分国家所例证。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不断下降,现行劳动退休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索劳动退休制度改革的实践路径迫在眉睫。     

儒学五四危机新探——累积合法性危机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乡-城流动”：参与式扶贫与村庄发展的路径

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都是政府输血式扶贫,未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在性需求,缺乏内生性动力。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方式,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产生了回乡投资的强烈意愿,与政府反贫困形成合力,实现了非农化和结构重组的再农化,乡村得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乡-城”流动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式扶贫的实现途径。     

合作治理：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一种关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国家权力也在不断深入乡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成为主要的主体之一,以致乡村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行政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村支两委走向行政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从而使自治空间面临着和行政治理相协调的问题。村级治理是采取行政手段还是自治手段,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就是在政府主体担任元治理的角色下,应当优先尊重地方性治理自治,其次才是以行政手段作为兜底。因在现代化异质性因素的扰动下,行政与自治的边界应当有机地统一在村级治理场域中,才能使治理朝向有效的方向发展,即乡村治理中行政和自治是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当自治力量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行政的力量则应当协同参与,反之行政力量发挥作用时自治力量应当协同参与,以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梁漱溟认为,农民问题不是简单的农业现代化问题,而是中西文化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问题.梁漱溟的这一认识反应了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普遍问题,体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些深刻的矛盾,即精神关怀和物质追求分裂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农民问题不仅是如何将农村资源集中起来使农业能够创新,而且是农业如何在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关注意义重建的乡村建设的思想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民外出与新农村建设的任务

农民外出的原因直接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农民外出不仅仅是比较收益,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农业的身份歧视的推动。以农业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尽管收入可能和预期的城市收入相同,但不能吸纳农村劳动力,而以非农产业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则能吸纳农村劳动力,这说明农民工外出不是比较收益,而是排斥农活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因此,通过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吸引农民工,农民进城不可避免。这对新农村建设一些具体措施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