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观决定论”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观决定论”不同于“历史决定论”。后者是一个历史观范畴,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观范畴。所以,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从历史观的层顶上展开的,而只是从史学观的层面上展开的。同时,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来讨论“历史决定论”是否合理,而是在史学观的层面上来分析“历史观决定论”是否荒谬。因为,“历史决定论”既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同样,“历史观决定论”既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也是一种特定的史学观。而且,从逻辑上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观决定论”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有一种必…     

论新历史观(1)

新历史观是相对于旧历史观而言的，它超越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模式。新历史观将整个历史作为现实本身来理解，就其本质是一种本体论。新历史观具有双重功能，即哲学的和史学的：其史学价值在于证明历史对时间的优先性；其哲学价值在于证明历史对于历史事实的超越性。新历史观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弹性空间，这就是史学观的理性建构。另外，新历史观的根基是历史感，即新历史观往往以历史感的形式表现出来。     

论新史学(1)

２０世纪就是新史学的世纪。２０世纪的史学史就是新文学的历史。新文学不是另外一种史学，而应该是本质意义上的史学，即断史学就是充分实现了史学自身本质的史学。本文分析２０世纪先后出现过的三种类型新史学体和指出新时期新史学的空白之后，阐明新时期的新史学应包含有两块基石和两大支柱。两块基石是新历史观和新史学观，两大支柱是新史学理论和新史学批评。新历史观是一种本体论的历史观，新史学观是一种本体论的史学观。     

论新史学(2)

三、新世纪的新史学我所理解的新世纪的新史学应包含有两块基石和两大支柱。两块基石是新历史观和新史学观，两大支住是新史学理论和新史学批评。新历史现是一种本体论的历史观，新史学观则是一种本体论的史学观。（一）新历史观新历史观是一种较之于所有传统历史观都更为...     

史学:最后的科学(1)

当前，史学界最需要做的有３件事情。第一，在政治层面上解除“史学政策”的禁忌；第二，在哲学层面上重建历史观，即，使历史观成为现实的；第三，在史学层面上重建史学观，即，使史学观成为理性的。现在，我国史学还处在危机之中。所以，史学必须追求一种彻底和批判性     

察古今之变: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兼论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基础

中国一直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对历史的评价亦有相对稳固的评判标准体系,但古人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史观”的存在。严格说来,历史观是近代史学研究兴起之后特有的概念,是对历史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用历史观检视,长期主导古代中国史差异族体书写的是“华夷之辨”族类观,这种族类观在民族史书写上呈现出“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政治文化的不平等性。近代以后,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大变革,传统史学的立意与范式遭到颠覆性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四夷传”等文类亦失去了存续的土壤。与此同时,基于抵制外侵和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以新的历史观念来阐释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体系的起源与演变成为史学救国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突出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观逐渐代替了“华夷之辨”族类观,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最终形成的重要知识社会学基础。就根本而言,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近代百年来国人对各民族历史关系追溯、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知识社会学建构以及中国具体政治社会实践的结果,深刻蕴含着“察古今之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涵。     

论元历史观

元历史观试图对各种历史观模式加以理性分析和思想解构,从而为建构更多、更好、更新的具体历史观而提供一种规则和创造一种理念。“具体历史观”与“抽象历史观模式”是元历史：观所确定的一对核心范畴。元历史观在解构“唯心史观”这一历史观模式的同时,也就把唯物史观从自身这套历史观模式中解救出来,从而既使“唯心史观”不复存在,又使唯物史观仅仅作为一种具体历史观而存在。     

罗素的“史学非科学论”和“历史非决定论”述评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哲学家,罗素对史学和人类历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应当作为艺术活动及其产品而被赋予最高的价值;史学的特征应当是它的纯描述性、趣味性和历史学家的个人色彩。罗素的历史观是一种非决定论。他认为人类历史无章可循;杰出人物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而制约他们行为的历史客观因素则是多元的。他的史学观和历史观既包含了明显的错误,也包含一定的合理成份。鉴于罗素的历史见解还不甚为人们所了解,而他的见解又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介绍和评论他的历史哲学是有意义的。     

邓小平文学观三题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大旗，结合新的实际和新的需要，对历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历史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价值体现和功能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认真研讨邓小平的史学观，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意义是重大的。群众史观：“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①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点。历史是人而不…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下)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荧屏历史剧的存在形态及价值分野

正说型历史剧和戏说型历史剧是活跃在我国 荧屏上的两种基本历史剧类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文本，在史学观、历史观和叙事规则 等方面都存在着迥异的价值分野。而“戏说剧”走红的原因，一是其契合了电视媒介大众文 化的特性，二是顺应了社会文化消费心理的兴起。就存在形态看，正说剧和戏说剧都面临着 模式的突破和品位的提升。     

史学批评中的权力视角

权力视角可以看作史学评论中的一个较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权力视角就是把每一部分历史著作和每一种历史观点都放置到一定的权力背景下和权力框架中，并透过权力的制约来剖析历史思维机制的合理运行。换言之，必须揭示出历史著作中所包含的权力意向。权力化的历史观对历史学家的思维构成一种非现实的权力框架和权力背景，因而权力化的历史观往往是一种僵化的历史观。而史学批评的权力视角在史学史上又几乎随处可见，同时，我们又应看到，史学批评的权力视角又是非常有意义的。     

邓小平历史观研究综述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与总体看法,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哲学的历史”或“历史哲学”。辞海中这样界定了历史观:历史观,亦称“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的根本见解,与“自然观”相区别,又相联系,是世界观的两个组成部分。[1]邓小平的历史观,是在继承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重点由社会存在论转向社会发展问题,是具有时代特色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邓小平历史观,能深入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哲学基础,是通向邓小平理论大厦的重要途径。学术界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邓小平历史观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与研究。本文拟对这一理论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一研究的方法和意义1.方法一是分类法。邓小平历史观的内容非常丰富,展现在各个方面。将邓小平历史观分类研究,能清晰地把握邓小平历史观的脉络,是较常见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就将邓小平的历史观分为历史过程观、历史发展观、历史价值观和历史评价观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2]有的则把邓小平的历史观细化为十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生产力论、社会主义模式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经济发展战略论、改革动力论、人民主体论、两个...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价值及路径

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华民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的历史动力观、统一延续的历史走向观、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观、动态创新的历史过程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抵御各种错误思想渗透的行动指南,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遵循“知、情、意”的生成逻辑,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以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认知,坚持丰富实践载体和强化历史教育以增强中华民族历史情感,坚持焕发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以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自信。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从西方史学发展看“政治“与“历史“的关系

古往今来,无论中西,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本文在分析西方历史观和政治观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西方史学发展进程中政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论证和剖析;最后指出在西方史学发展的新阶段,新史学提出了新情境下的"政治"与"历史"的新内涵,从而改造了传统的"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事实上起了非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作用,但无论就内容还是本质来看,"历史"从未离开过"政治","政治"也须臾没有离开过"历史".     

时代条件与王韬的史学

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史学界对此早有定评。以往,史学界对王韬史学的解部侧重于有代表性的史著、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忽视了从文化视角透视王韬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本文结合王韬所处的“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着重论述“由睁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思潮决定了其史著的世界史意识;同时,本文阐述了王韬的多元历史观,以说明时代条件的影响。     

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文学史本体论再思考

文学史本体论最为关键的是文学观和史学观,文学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史可以有多种的书写方式;史学观问题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为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是“史”和“论”的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还须仔细辨析。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