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民族思想研究

面对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壮大,欧阳修及宋代士人对当时民族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虽然政治上欧阳修极力坚持宋朝的正统地位,但是史学家职责的客观性,及其对历史与现实民族、民族关系的深切认识,加之历代各族人民向汉文化趋同的努力,使他无法以传统的夷夏观念来看待其他民族,充满矛盾与挣扎.与他同时代的士人,很多与他有相似的观点,折射出宋时华夷界限的淡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略论中国古代诗人的人格类型

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因所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形成了二重人格结构,由救世和自救两种心理倾向所构成。士人的二重人格决定了儒道两大思想体系的长期并存与对峙。与这种人格结构及文化格局相应,文学成为救世与自救两种不同价值功能的载体。士人文学家在救世与自救方式上的差异,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人格类型:阮籍型、陶渊明型、白居易型和苏轼型。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

本文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探讨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取得成功的原因.欧阳修不仅提出了适合时代要求和体现新的审美追求的文学思想,以成功的创作实践为后学提供了范例,还从作家与创作两方面着力进行文学教育.他从塑造士人品格和精神境界入手,培养了关注现实、关心百事的新型文士,同时使以意为主、平易流畅的诗文新质获得广泛认同和接受;在欧阳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苏轼、曾巩等新一代文人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最终确立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

柳开是北宋最早倡导"古文"与"古道"之人,其"文道观"的真正内涵是"以经为文"和"以道观文",这在五代末和宋初具有特殊意义.同时,柳开也是最早关注士人名节操守之人,他以毕生精力去净化士人人格,提升士人精神境界,对塑造宋代士人形象,砥砺士风,促进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欧阳修雅词刍议

欧阳修的雅词主要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西蜀、南唐词风,从内容上看,有表现士大夫生活情趣和描写闺阁情事两类。这些雅词共同呈现出诗化倾向,在词体中较早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尚雅的趋向和乐观旷达的精神追求。同时,欧氏雅词于融合雅俗上也进行了尝试,在宋代雅俗之辨中具有导向作用。     

艾朗诺的欧阳修与宋代文化研究之探析

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的艾朗诺教授是当今国际汉学界的宋代文学研究权威,他的研究博涉宋代文学、美学和文人文化的多个领域,其中尤以其欧阳修与宋代文化研究最具特色。其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对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及其带动起的作为美学存在的植物种植之学的深度精研,其间对于宋代植物花卉谱录文化兴起的考察,对文化传统制约力造成谱录中自相矛盾的论证模式的观照,成为其宋代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闪光点,在国际汉学界独树一帜。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蕃处中国：宋人笔记中的西域

宋代的地缘关系影响到中原士人对西域地区的记录和书写,对宋人笔记中西域信息状况的考察是洞察宋代西域地区的重要视角。宋人笔记重点关注了西域地区的僧侣往来、佛教传播、物产异闻、于阗美玉、地理形胜等物象,既有对当朝史实的记载,也有对前朝旧事的回忆,对这些史料的梳理不仅扩大了宋代西域的史料视野,还弥补了正史未能详载的缺憾。在记录手法上,宋代士人继承了历代仕宦文人关于西域书写的基本传统,并在记述立意上体现出“蕃处中国”的文化追求与政治理想。     

宋代士人自然审美中的休闲心态研究

宋代是古代士人休闲文化的一个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士人山水之兴与园林之境。宋代山水园林休闲审美的文化表征是:一愉悦性情,二探索求知,三阶层认同。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心态表现在:一由天地到人心;二由迫怵到本真;三独乐与共乐;四玩物适情。由此可见宋代士人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人生智慧。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试论欧阳修对北宋学风的影响

所谓学风,即学术风气、学术风格之意。讨论宋代学风,世人多以“宋学即道学”论之,并以道学之风格来标识宋代学术之风气。此论似嫌偏颇。就北宋来说,在文化学术领域,道学的崛起,固然是一大奇观,一大盛事,但是,除了道学之外,更有浩浩荡荡的诗文革新运动,还有影响巨大的荆公新学和东坡蜀学等等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因此,道学的精神决不等于北宋学术之     

风格·渊源·地位:欧阳修词论

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欧阳修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在唐五代词发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无论是境界、内容还是形式,都开辟了两宋以后词史发展的风气。宋代联章鼓子词和慢词的写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阳修词的影响。欧阳修用词表现自己的娱乐生活和真实情感,风格开阖变化,浑成热烈,以其特有的个性雄居于北宋词坛。     

论沈周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义

沈周是明代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他卜居民间,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与传统士大夫有根本的区别。他脱离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轨道,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文人,沈周在人身和思想上已不再依附于政治权威,而专注于自家事业的营造,表现出某种独立的品格。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享受的是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与传统士人相比,沈周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济世精神,这似乎是一种退化。但这种退化恰恰是一种私权意识的觉醒,蕴藏着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动力。     

欧阳修的“庐陵身份”意识

欧阳修一生行文写作,其籍贯题署却比较特别.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同"庐陵身份",而是选择了"渤海".欧阳修在景祐三年第一次题署"庐陵欧阳修",并在以后的日子,特别是庆历、嘉祐年间,不断强化着这种"庐陵身份"意识.从深层来看,这显示出了宋代士大夫强烈的自立意识和担当意识.欧阳修的"庐陵身份"不断被后世强化,同时也影响着后来吉州籍士子的身份意识.     

宋代音乐转型及其特征探析--兼论宋代市民音乐的典型形态

宋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转型期。宋代音乐的转型以民间俗乐的繁荣发展为显著特征,开启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由宫廷乐舞占主流向市民俗乐为大宗的转变。宋代音乐文化的这一转型以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革为动因;以音乐性质和形式的世俗化转换为内在质态,以音乐表现功能、活动场所与参与对象等的变化为外在表征。宋代市民音乐的典型形态———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发展变化,是宋代音乐文化转型中最直观、最鲜明的表现。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

"怀才不遇"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唐代士人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遇"现象的出现,与社会政治制度和用人政策有关,也与士人信奉儒家用世哲学,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胸襟抱负密切相关。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发展至宋代,呈现出融合之势,对宋代文人的思想结构、文化性格和处世心态造成了很大影响,进而使其作品中的"怀才不遇"主题大为淡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