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特质、功能及培育机理分析

理解法治文化的特质,重点在于把握法律的人文属性与道德意义、优良秩序的基础是制度而不是人以及法律只是社会底线道德等三方面内容。法治文化的功能表现在,有利于推动价值论法律观确立;有利于深入"法的精神"层面推动法治建设;有利于推动法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化。法治文化的培育机理寄寓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与实践理性之中。在法治文化培育过程中需要保障社会关系和谐,需要确保法治政府,需要有信心和耐心。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论“依法治国”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共进、相济、并用的统一关系.在坚持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对于法律有支持作用,道德是法治的基础,对于法治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依法治国,需要坚持法律至上,把法律作为主要手段,也要注意发挥道德的基础性作用,共同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作用.     

中国古代“法治”辨析

“法律”与“法治”都属于古今沿袭而含义有别、中外通用却理解不一、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法治”概念本身逐渐具备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但是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深层仍然保留着古代“法治”概念的若干成分。因此,有必要认真地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加以区分,而欲真正把握“法治”概念的古今区别与联系,首先应该正本清源,对中国古代的“法治”作法律文化的考察。     

法律是低层次的道德吗?——兼论法治文明中的法律和道德

社会生活中一直有所谓“法律是低层次道德”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逻辑前提虚构,而且在中国还与传统“法刑观”和“德主刑辅”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法治文明中的法律是基本的道德。所谓基本道德就是能够也需要转化为法律的道德。基本道德是社会生活有序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忽缺的道德。基本道德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基本道德的维护通常不能仅以道德的手段,而且主要以法律的手段,故出现了基本道德向法律的转化。同时,基本道德也是非基本道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尊重基本道德是非基本道德的前提。非基本道德不得违背基本道德,更不能破坏基本道德。这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德治刍议——兼议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的认识有所不同.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差异,又有某种联系.德治可以弥补法治的不足,同时法治也可以补充德治的缺陷.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坚持法律的规范作用与道德的教化作用相结合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法治不是万能的,法治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撑和辅助;同样,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坚持法律的规范作用与道德的教化作用相结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有效形式。     

疑难案件的道德解读

疑难案件是指不能被法律规则有效规范的案件.疑难案件的存在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生活之间存在缝隙,法律规则在疑难案件中对道德作出了错误的回应.疑难案件展现了"法律是什么"而非"是否有这样的法律"的"理论性争论",法律是由规则和原则组成的,原则保证了法律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正确性,提供了法官依法判决的依据,阻止了自由裁量权对法治的破坏.法律原则的背后是道德,疑难案件表明在法律形式化的今天,法律和道德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我国扶养制度的法律文化解读

中国的法律传统自近代以来逐渐受到西方法律思想及其制度的影响,尤其受到民法传统的法律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是以废除旧法为基础的。但是,废除旧法也并非完全割断了与旧法的联系,中华法律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谓否定旧法,只是对那些法律政策以及法律中所反映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否定。而对于那些根植于一般社会生活规律和悠久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法律思想和道德观念以及具体的道德规范,无论古今中外,都须予以接受。作为婚姻家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扶养制度,同样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一环。对扶养制度的法律文化解读,可以从一个相对崭新的视角探究我国婚姻法关于扶养制度的精神内涵。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现实思考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重要思想表明,今后我国治理国家,不但要重视法制建设,还要重视道德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建设是治理国家之根本.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现状与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在法律体系、高等学校的权利、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需要补充、修订和完善的问题,如法律体系缺乏完整性、法律中原则过多、权利义务规则少,“重实体、轻程序”等等,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以及“依法治校”的进程。因此,推进高等教育的法制建设必须更新观念,清理各类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创新法律制度,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立法的发展和完善。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法思维——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例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法在国家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切入点,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制定和完善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为主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实现感恩的制度诉求－－由河南慈善总会的“道德协议”谈起

无论是在法理层面,还是在道德层面,河南省慈善总会旨在通过"道德协议"的模式实现感恩以期传递慈善的做法都有待商榷.基于感恩为精神理性的一种及其本身的独特结构,加之其实现依赖于制度保障这一道德传统,笔者认为,除了要进行感恩宣传和感恩教育外,实现感恩要诉求于制度.为此,有必要在公正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完善捐助制度和建立感恩激励、执行、评价制度.     

论西班牙学派“软法因素”与人权国际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软法在国际法的部门法领域中发展日胜,人权国际保护就是其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中世纪末叶的西班牙学派基于人文主义、宗教、道德、自然法等"软法因素"对西班牙征服美洲殖民地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并推动了国际法的近代化转型。通过论证西班牙学派理论中的软法因素,分析西班牙学派有关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观点,评注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内容和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与补偿机制

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是维护道德秩序的必然性要求。在道德失范的情况下，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不同的部门法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了不同的保障机制，但却不是都有效的。将诬陷“好人”入刑的实证法学观点不但是无效的，还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民法所提供的私力救济也不能全面覆盖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各个方面。作为社会救助义务的应然的承担着，政府不但有义务，而且也有能力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补偿。     

浅析高校师德建设的误区与对策

重专业素质考察,轻师德修养评定;重眼前“经济利益”,轻长远“社会效益”;重外在规范要求,轻道德内省作用;重道德说教,轻道德践行:是当前高校师德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把握高校师德的本质特征,找准师德建设的着眼点,营造良好师德氛围,建立师德评价体系,加强师德内化,从而逐步建立起师德的长效机制。     

论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

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要协调发展 ,其具体途径是 :1)立法活动需要道德引导 ,道德规范要求法律强化。 2 )执法主体需要道德保证 ,道德风尚要求法律保障。 3)守法心态需要道德制约 ,道德理想要求法律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