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苏氏考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苏氏计十四处。《论语集注》十二处皆出自苏轼,其中《论语.公冶长》"孔文子"一章所引苏氏非若大槻信良所指苏辙,而是苏轼。《孟子集注》两处,一处《梁惠王章句上》所引苏氏非若《四书通》、蔡模《孟子集疏》所断定之苏轼,而是苏辙,《孟子集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亦皆误认为是苏轼;一处朱子所谓"近世苏氏"指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非单指一人。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历代世变》非苏轼所作考

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类中,收有《历代世变》一文(原文略)。据现存资料,此文早在南宋编刻《三苏先生文粹》时已收载,明代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时亦加著录,袁黄、王世贞所编的历史教科书《纲鉴合编》,也在卷首《读纲鉴法》中载录此文,且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名儒的读史方法并列。近年有学者分析苏轼史论,还特加征引,说其“将苏轼深湛的史学功力表露无遗”(张元《苏轼的史论》,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编印)。可是,此文真是苏轼所作吗?试辨之如下:剖…     

苏轼被误判误编诗考论

从史料、诗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看,《苏轼诗集》中的《瑞金东明观》一诗乃是苏轼在海南北归滞留虔州时所写,被纪晓岚判为"伪托之作",实乃误判。再是从《苏轼诗集》和《全宋诗》关于苏轼虔州诗的编排来看,其中的《画车二首》并非苏轼在虔州时所写。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     

东坡晚期思想管窥——读《洞庭舂色》《中山松醪》二赋

刘刚同志献给吉林省博物馆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的横幅长卷(以下简称长卷),是一件稀世墨宝。它不仅对研究苏轼的书法艺术有重要价值,对研究苏轼晚期思想的发展也很有意义。过去,一些研究者都把《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看成是苏轼的游戏之作,根本未加重视。如果我们将这两篇赋的内容同书写长卷时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不难看出苏轼晚期思想的发展过程。     

《初发嘉州》解

嘉祐四年(1059)苏轼父子离眉山,沿氓江、长江东下,南行赴京,作《初发嘉州》诗。嘉州即今四川乐山。学界多把这一题目解释为“由嘉州出发下荆州”(如陈迩冬((苏轼诗选》、刘乃昌《苏轼选集》)。但细审诗意,我觉得是初何嘉州出发,即由眉山发船何嘉州的意思。理由如下:(一) 诗中有“朝发鼓阗阗”,“钓台寻暮烟”语。钓台即钓鱼台,《嘉     

《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嘉祐四年（1059年）,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共同赴京。苏轼在此次途中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包含着诗人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模糊思考与探索。这一哲学思考成为苏轼重要的人生课题之一,它起源于这一时期,成熟于黄州《赤壁赋》,而《赤壁赋》之后苏轼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哲学思想的发轫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南行集》苏轼诗歌的江水意象中。在此次进京途中,苏轼与江水意象二者之间实现了双重推进。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探苏海之壶奥 示学人以津梁——《苏诗研究史稿》读后

与宋代其他诗人比较 ,学术界对苏诗的研究成绩是较大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年谱》及《苏轼资料汇编》暂且不说 ,有关苏轼评传及苏诗选集、苏诗研究的著作即不下 30种 ,而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论文则以千数。但是 ,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苏诗的研究作全面系统的考察 ,总结、分析与评述历代苏诗研究的丰硕成果 ,迄今仍是一个亟待拓展、深化的学术领域。王友胜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 2 0 0 0年 5月版 )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是一部具有学术开拓性的力著。《史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选题新颖、典型…     

关于《澄迈驿通潮阁二首》

元符三年庚辰(1100)五月,东坡被命移廉州安置,六月二十日渡海。此二诗离儋耳过澄迈时所作。近人陈迩冬定为“元符三年在儋州为琼人姜君弼题”(见《苏轼诗词选》注),不知何据。考东坡过澄迈,只有五言古诗一首,题为《余来儋耳,得吠狗曰乌觜,甚猛而驯,随予迁合浦,过澄迈,泅而济,路人皆惊,戏为作此诗》,王文诰编注集成本,次于《澄     

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质疑

《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一文,说在浙江义乌发现了苏轼的一篇《叶氏宗谱序》佚文.该文作者经过考证,肯定《序》文确为苏轼所撰.本文对苏轼写《序》的可能性,此《序》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分析,指出了《序》文中的诸多疑点,认为此《序》不合常理,违背史实,又多破绽,不可能为苏轼所写,当是后人伪造,故毫无文献价值.     

汪祚《道命录后序》的文献学价值

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明弘治九年于明刻本《道命录》是现存最早且完善的《道命录》传本,该本卷末保留有汪祚《道命后序》一文,明确记载了朱申续增、程荣秀新增《道命录》的具体情况,对《道命录》宋、元及明弘治本的刊刻与流传作了说明,并揭示了程颐、朱熹家族后裔在《道命录》的编修、传播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反映出家族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汪祚《道命录后序》在《道命录》及道学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诗经》迭音词初探

“歌管楼台声细细,鞦(革连)院落夜沉沉。”(苏轼《春宵》)”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王安石《春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寓意》)古人诗中常用迭音词。用了迭音词的诗句,诗的意味,淡者益淡,浓者更浓,读来音节和谐,琅琅上口。而诗里迭词的运用当祖述《诗经》。 《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小雅的《南陔》、《白华》、《由庚》、《崇丘》、《由仪》五篇,是所谓有声无辞的“笙歌”,实有的诗是三百篇。除了国风中的《樛木》等七十四篇,小雅中的《天保》等十六篇,大雅中的《下武》等五篇,颂中的《维天之命》等十五     

宋词札记二则

一、苏轼词《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编年辨误苏轼词《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一阙,付莯《东坡纪年录》将其作年定在熙宁八年(乙卯,1075),原题下注云:“赠赵晦之吹笛侍儿,作《水龙吟》。”朱孝臧《彊村丛书》本《东坡乐府》依《纪年录》;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就朱本《东坡乐府》作校笺,其词作编年一仍朱本旧     

论金代诗话对苏轼诗词的传播

北宋文人对金代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苏轼文学在金代传播方式很多,诗话传播就是其中的一种。金代留传下来的诗话数量不多,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金代以诗话的方式来传播苏轼诗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入金宋人所写的诗话,如朱弁留金时期所著的《风月堂诗话》。二是金人所写的诗话,如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文伯起的《小雪堂诗话》等。尽管金代的诗话为数不多,但从现存的诗话来看每一部都花了大量的篇幅(有的甚至是整部)来讨论苏轼的诗词,这对苏轼文学在北中国的传播来说功不可没。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苏轼禅诗代表作误读的个案研究

《琴诗》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禅诗的代表作之一,但人们在解读《琴诗》的禅理时却发生了重大偏颇。本文追溯了苏轼《琴诗》的佛典渊源,分析了《琴诗》所蕴含的佛理,认为这是苏轼的一次戏笔之作,纠正了文学史上的这一重大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