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本期刊载邓菲博士的这篇论文,主要在回顾、综述和探讨艺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两个领域的互动,以及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作为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她介绍了近年来西方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变化,也讨论了观念史或思想史作为历史解读方式,如何被引入古代中国艺术史领域,使得图像与观念之间可以互相     

全球史、现代化与中东文明交往

全球史、现代化和人类文明交往是新时期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三大创新成果和理论视野.对于地处亚非欧三大洲汇合处的中东来讲,从整体化的视角透视其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从现代化的视角分析其现代历史进程的变革和进步,从文明交往的视角探寻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中东复杂多样特性的文明区域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基本问题

文本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基本问题,不仅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依据与现实依据,而且有着符合其自身发展要求的客观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基本问题总的来说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理论维度,体现为文本与意义之间共时性的和历时性的理解张力以及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实践张力;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为我们缓解理解张力与实践张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发展科学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内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他认为应当利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并注意去除其“欧洲中心主义”气味及摆脱研究者自身民族意识的限制,故他在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尝试结合体质测量与有关民族认同的历史记载,兼顾“中国人”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均表现出来的“同一”与“多元”并存现象;另一方面,当他逐渐感到人种史已经深陷“民族主义”泥淖中时,为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改变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之观念,又强调考察中国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这种基于人的形体测量的人种史研究.了解这一态度对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成果的思想史意义甚为重要,它显示了在“文化特性”与“科学普适性”的双重影响下,人类学家李济为探寻中国民族发展史而建立起的独特方法论及其所处的矛盾境地.     

21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展望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从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显示了蓬勃的学术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 ,但也存在若干问题与不足 ,急需加以解决。本文着重对 2 1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 2 1世纪里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出现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首先宏观理论的研究将会成为一个热点 ,形成多元发展的城市史理论体系 ;其次对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宏观研究和个体的微观研究 ,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 ;同时城市发展研究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展 ,区域城市研究和城市发展类型研究仍将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此外对中外城市之间和中国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众多的中小城市的研究也将随着城市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而广泛开展。     

印度历史学者拉姆昌德拉·古哈的环境史研究述评

随着南亚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南亚地区的环境问题日益引发世人重视。在这种背景下，以印度环境史为代表的南亚地区环境史研究逐渐兴起。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印度历史学者拉姆昌德拉·古哈。以古哈为代表的印度环境史研究者主张印度环境史应当有别于欧洲和美国环境史，它绝不是对后者的简单模仿复制，而应成为根植于南亚，特别是印度历史和现实条件基础之上的第三世界的环境史。随着近年来古哈的环境史相关著作的陆续出版，其环境史思想日益清晰，并开始为同行学者所接受。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翻译研究的一个历时视角

译史研究的传统方式长于史料的爬梳与整理,而疏于对事件之间联系的分析,因而导致记述与分析的失衡;译史研究的文化方式则偏重揭示翻译活动与文化互动,虽然部分克服了前者的缺点,但是造成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新的失衡.新史学理论的历史中时段对于处理好记述与分析之间的矛盾带来了重要的方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内外之分,为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此可以将翻译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前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以范式为中时段,辨认理论发展所经历的范式并指认具体译论所属的范式,在对范式的把握中勾画内部历史的发展的图景;后者以译者(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文化为历史中时段,选择具有文化意义的史实并解释其文化成因,在与文化的参照中重建史实之间以及史实与历史整体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内外并重、双维平衡的翻译史解释模式,不仅能够处理好记述与解释和理论与实践在翻译史中的关系,而且从理论上预见了内外译史之间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的可能性.     

历史时空之城的对话:中国城市史研究意义的再思考

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城市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文明发展为线索,勾勒出城市是怎样萌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进程,并揭示出这一进程即人类社会架构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与变迁的规律性与阶段性.其次,研究领域创新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深入开展城市史研究将会为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此外,城市史研究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桥梁,研究者可以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来探讨和解决当今城市存在的问题,为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思路和提供可靠的历史及现实的依据,使决策更实际、更科学;同时,还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有益的引导,并对城市历史文化起到传承作用.     

江南史研究与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检讨

半个多世纪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息息相关。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通常为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范式所主导。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到资本主义发生的探索,再到近些年早期现代化、工业化的争议,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不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在不断冲击瓶颈中推进。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固然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江南史研究的实质进展亦有赖于问题意识的创新、理论思辩的提升。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江南区域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检讨和省思

方兴未艾的环境史视野和方法可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东南沿海源于地理区位的原始自然生态条件,规范了以水利开发为枢纽的区域农业经济和文明形态的指向.进入帝国时代以来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历程中,长江中下游自然资源的优势日渐发挥出来,其经济在六朝时期稳步增长,终于超过了成熟开发早的黄河流域,尽管政治中心大多依然在北方.元明清阶段的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平原稻田为核心、商品化的多种经营为特色的区域环境—经济—文化模式,不但在生产力、物质财富上,在全国独占鳌头,而且也展现出一定时空单位内自然与人为良性相互作用的美景.然而,竭尽自然资源的"江南模式"从长期环境后果看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其"先进性"的进一步突破也湮没在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王朝循复的轨辙里,没有出现如"英格兰模式"那样现代性的滥觞.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为研究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运用文献分析法,从4个方面分析其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3个特点:提出天命—神意史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君权神授说论证皇权合法性;提出王朝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将君王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认为皇权永恒;提出历史变易理论,呼应政治变革。从董仲舒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相配合、相交织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汉皇权巩固与扩张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未能产生高度系统化历史哲学的情形,这一点更明显。董仲舒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皇权思想,既论证了皇权统治合法性,又为当时皇权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教育史是什么？

所谓教育史,是指研究者依托教育方面的史料来建构关于教育的过去及其解释,研究者的“崇高理想”是对教育历史的解释能够尽可能地接近教育的史实,即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而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并非指教育史研究要探究过往教育的全部真实、按照教育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而是指教育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实有其事,并使研究者自己深入到过去的世界中去理解教育的过去,在过往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潮、社会结构中理解前人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及行动。而这一切都是由教育史独特的知识范式所决定的：教育史就是教育史,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它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时借用科学、艺术的诸多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含义,进而建构起教育史的大厦。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     

《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

结合皮特.斯特恩斯等所著《全球文明史》中体现出来的世界史方法论和体系思想,笔者认为,“世界史”与中国史不应是对应关系,中国以外国家、地区史不是世界史,只有从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研究才是世界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历史学内部学科分支类目重新斟酌的建议,并结合《全球文明史》就具有整体观念的世界史的编纂学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